一千兩金 第九章 完整的家 满意的退休 (精簡版)

一千兩金 第九章 完整的家 满意的退休 (精簡版)

 

一，60 岁：代孕得子

1982 年初，过去几年的种种烦恼似乎终于结束了。我的岳父于 1980 年去世，我们把岳母接到了香港，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的母亲则住在我们的台北家中。二老都已年过八旬，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我的妻子经常忙于为她们安排护士和医院。

 

我有了更多的自主时间，决定为家庭做一件最重要的事：生儿育女。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圆满，老太太们也能更高兴。

 

一次，我在飞机上读报时注意到一条消息，美国部分地区已经允许实施“代孕”，已经有几个州通过了法律，明确了代孕的合法地位。我把报纸带回家，拿给妻子看。

 

从年轻时候起，我们就四处奔波。虽然我们一直没能生育，但内心深处从未放弃过对孩子的渴望！这么多年来，很多朋友和亲友都建议我们收养一个孩子，但无论是我的妻子，还是我自己，都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样才能全身心地去爱他们！

 

我想到了好朋友米尔顿·莫顿医生。明白我的来意后，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现在快 70 岁了，在旧金山工作。你去找他，他会尽最大努力为你找适合的律师和医生帮助你。”

 

我飞到旧金山去见库泽尔医生。和往常一样，我还是住在克力夫（Clift）酒店。办完入住手续后，我随即前往库泽尔医生的办公室，步行即可到达。明白我的来意后，他微笑着答应一定帮助我实现愿意。

 

他说，“我建议你在加利福尼亚做，不过先要花点时间为男、女双方找适合的律师、医生，另外还要找一所适合的医院。但你可能至少要在这里待一个月。”库泽尔太太是位法国人，她为我准备了可口的法国菜，另外还有一瓶法国葡萄酒，让我享用了一顿非常美好的家庭晚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任何培养过程。

 

旧金山的名医很多，库泽尔医生的朋友中，很多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是不同专业的著名专家。我决定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此前，除了有轻微的糖尿病和咳嗽问题，我的右耳经常感染，而且继继续续持续了近 25 年。每次感染，香港和台湾的耳鼻喉科医生都会给我开一种同样的抗菌耳液，外出时，我通常会放一瓶在旅行包里。但这次，旧金山的一位医生给我开了另外一种耳液，我连续用了半年，右耳耳疾竞然彻底治好了，直到今天都没有复发过。另外，我还请一位牙周医生给我看了牙龈。但是，对于我的糖尿病，他们却无能为力，只是让我不要吃甜食，注意饮食习惯。

 

在此期间，库泽尔医生给他的很多医生朋友打了电话，请他们帮助实施我的

“计划”。其中一位名叫卡尔·莱文森（Karl Levingson）的妇科专家答应在加利福尼亚找一位办理过代孕事务的律师。当时，代孕行为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代孕母亲生下，或已经在怀孕期的孩子总共也只有五、六十个。

 

等待消息期间，两位医生决定找点事让我做。他们安排我到伯克利大学学习，我可以到任何一间我感兴趣的教室，作为一名临时特邀学生听一个月左右的课。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异常激动，早在徐汇中学和震旦大学读书期间，我就曾梦想能到美国大学学习，但却一直未能如愿。1978 年，在访问波士顿 Limited 连锁集团进货中心期间，应我的要求，他们曾专门派司机把我送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参观半天。看着眼前这两座年轻时梦寐以求的著名学府，我不禁感慨万千，为了记念这一时刻，我特意写了一首诗：

初来哈佛岂无诗

窗外飘来有雨丝

箐箐学子双双过

满身朝气怕课迟

中年已至人未老

风尘仆仆我心痴

美国从来称强富

书中秘诀费深思

我在下面加了一个注：“写于初次到哈佛－少年时期常向往的学府”。

 

在伯克利大学听课期间，我没有缺席过一天，是校园里最为特殊的一个学生。每天早晨 8 点，一辆豪华轿车会准时在酒店门前等我，并于 9 点之前把我送到学校，为此，我每天付 20 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没有哪个学生能负担得起。午餐时间，我花费 1.5 美元，和年轻人一起在学生食堂吃饭，通常是两片黑面包、一块黄油和一大碗汤。所有人都要排队，等着柜台后面的一名女侍者从一口大锅里为他们打汤。汤里的内容应有尽有，土豆、西红柿、豆子、肉等等。虽然每天的饭菜都相同，但并没有让我们厌烦。

 

伯克利大学的学生衣着非常简单、随便。但是我却穿着漂亮的名牌休闲服，无论年龄、衣着还是举止，看起来都很成熟。在学校门口，经常看到有学生举着标语、口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这也是美国自由与民主的一种体现！

 

每天下午大约 3 点，我离开学校。我并不着急，而是慢步走 30 分钟左右，到一个车站，然后乘坐电车返回旧金山。电车里很干净，人也不多，很舒服。最后一站是鲍威尔大街，距离我住的克力夫酒店非常近。

 

我终于实现了在美国上大学的梦想！

 

* * *

 

大约 6 个星期后，莱文森医生找到了一位律师，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唯一一位可以办理代孕事务的律师。他叫威廉·汉德尔，大约 28 岁，刚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开始在洛杉矶执业。由于没有客户基础，他自已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并把注意力放在了新涌现的代孕现象上。

 

我们邀请他到旧金山来，并由两位医生和我一起与他面谈。几天后，汉德尔先生如约来到旧金山，在克力夫酒店与我们见面。在酒店，汉德尔先生向我和两位医生解释了由他起草的签署代孕协议的相关法律程序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厚厚的标准协议文件。“如果你需要，可以留下一份，”他说，“但为了起草这份协议，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因此我不希望被另外一位律师得到。我是加利福尼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律师，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他成为加利福尼亚最著名的代孕律师，事务所也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搬到了洛杉矶著名的威尔希尔大道一幢高档写字楼内。我和两位医生决定不要汉德尔先生的文件副本，但同意和他签订一份合同，授权他代理我的事务。汉德尔先生表示，他需要我的妻子与我一起到他的洛杉矶办公室，签署这份合同。

 

1982 年 2 月初，我的妻子和我在洛杉矶会合。见了我们的医生后，再去见汉德尔先生，和他签订合同。他让我们首先签署了一份总的协议，指定他为我们此项方案的代理律师，并同意由他的事务所负责做代孕人怀孕期间及怀孕后的思想工作。

 

接着，我们又在两份最重要的《代孕协议》原件上签了字，旁边空白部分将由代孕人及其配偶签名。至此，汉德尔开始着手工作前所有必须文件都已完成。这些工作完成后，汉德尔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可以回香港了。”

 

“孩子在哪里？”我的妻子问，对他就这么让我们回家有点怀疑。

 

“任夫人，”汉德尔说，“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寻找候选人，要经

过一个复杂的调查过程，查看她们是否具备资格。她们不仅要婚姻美满，或有一个固定的配偶，而且我们还要把候选者送到我们的医生那里，检查她们的健康状况，以及她们的心理、生理历史。通过这些检测后，她们还要到我们事务所，填写家庭历史和背景。如果她们仍能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我们将把她们介绍给我们的客户，如果双方都很满意，我们再让她们填上名字，签署《代孕协议》。任夫人，我们需要找很多候选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象你们一样，签署过这份空白协议的客户在排队等候。”

 

“汉德尔先生，”我的妻子不满地说，“我们是从香港来的，不远万里！我们通过了很多朋友才在洛杉矶找到你。我们在香港和美国医生朋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我的丈夫又在旧金山等了整整两个月，你的其他客户没有哪个象我们这样费尽周折！你应该优先照顾我们。”

 

汉德尔先生想了一会，“你说得很对，任夫人，”他说，“你们应该有优先

权。不过，你们需要在这里至少再等两个星期。”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都会等，在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我们不会回

去，”我的妻子非常坚定地说。

 

于是，我们回酒店耐心等消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这么清闲过了。我们正好可

以度个假，这种机会对我们非常难得，通常每隔三、五年才有一次。

 

除了看望朋友，我还挑选了一些景点，和履昇一起去游览。我们沿着从旧金山

到圣地亚哥的西海岸，去了很多地方，好好地放松。

 

两个星期后，汉德尔医生到酒店和我们共进晚餐，并告诉我们有两名候选人已

经通过了所有测试和检查。他给我们看档案，“其中一位体形和任夫人差不多，”汉德尔先生说，“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的丈夫是一位税务官，她本人是法院的书记员。他们都是很虔诚的教徒，愿意帮助别的家庭，让他们幸福，有自己的孩子。我对他们很满意。另外一位候选者有一个孩子，和男朋友同居已经有好几年。他们向我保证，不会分开，所以也达到了我们的标准。这位女士比较高，也比较壮。你们愿意选择哪一位？”比尔问道。

 

履昇和我各拿着一份档案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再交换看。在我们看

的同时，比尔告诉我们，“美国家庭一般会首先把候选者的外形与头发颜色相比较，以使孩子能与母亲尽量相似。不过对于你们来说，”他笑着说，“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履昇和我商量了一会，然后履昇对比尔说，“汉德尔先生，我们想要两个孩

子，而不是一个。所以我们决定两个人都选。”

 

“你们不能这样匆忙做决定。我还要回去和候选者及她们的配偶见面，告诉他

们你们的背景，看他们是否同意。之后，我再安排你们见个面，如果双方都很满意，而且对方不介意每个月到旧金山莱文森医生那里接受两到三次的检查，代孕人和她们的配偶才会在协议上签名。”

 

几天后，比尔打电话来说，两位候选者愿意和我们见面。经过商量，我们决定

面试时间定在下星期六，届时莱文森医生将从旧金山乘飞机赶过来。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唯一的遗憾是，两位女士都在服药避孕。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等她们停药两至三个月后，才能开始进行代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回香港等候消息。

 

莱文森医生建议，我可以先放一些精子在精子库，一旦其中一位女士做好了准

备，他们可以使用我的冷冻的精子进行第一次人工授精。这很容易，罗思曼医生和他的几位同事已经在洛杉矶组建了第一个精子库，而且现在的负责人就是他。于是，精子库从我这里取走了 12 瓶精子，放在冷柜里储存。

 

“千万别和其他人的混淆了，”我开玩笑地对技术人员说。

 

“不用担心，每个瓶子都有编码、代号，然后输入电脑。”

 

履昇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返回了香港，我们暗自祈祷，希望上帝能送给我

们两个漂亮的孩子。

 

协议签署 4 个月后，我接到了罗思曼医生的电话。“第一位代孕妈妈罗切尔

（Rochelle）已经来见过我了，莱文森医生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三天内用你的冷冻精子做了两次人工授精，但都没有成功。我希望你能来一趟，用你的新鲜精子人工授精。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我安排一下，尽快过去！”

“也不用太着急，她需要至少一个月，才能再次做好准备。”

 

当年 10 月，我赶到了洛杉矶。由于正值销售旺季，公司需要接待很多来自

不同国家的采购员，履昇没能陪我一起过来。但她告诉我，这边的事情一结束，我必须尽快赶回来，她会在东京等我。

 

* * *

 

罗切尔再次准备好后，我提供了精子，由罗思曼医生的护士长戴安娜做人工授精手术。我们在三天内做了两次，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东京与履昇会合。

 

两天后，我们在东京的希尔顿酒店见面。履昇坚持要带我去日本餐馆好好吃一顿，在她看来，我刚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没什么，”我说，“这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

 

我们又到京都休息放松了两个星期。这个城市及京都大酒店一直是我们最喜欢

去的地方。履昇在来东京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惊喜。

 

两个星期后那天早晨，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房间到前台结账的时候，电话响了。

“我是洛杉矶的卡皮。罗切尔已经被确认怀孕，而且第一次授精就成功了！恭

喜你！顺便说一句，由于和你签约的另外一位女士还没有人工授精，罗切尔建议第二例也由她来做，这样，他们就可以是亲兄弟姐妹了。你认为怎么样？”

“这太好了，请代表我们感谢她。”

 

履昇和我怀着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心情，从日本回到了香港。一路

上，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应该为上帝即将赋予我们的这个小生命做些什么。

 

接下来的 9 个月，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时期。我们决定到瑞

士、意大利、法国、希腊、埃及和以色列旅行，尽情地放松一下，因为在此之后，我们就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爱都放在孩子身上。同时，这还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乘飞机外出，孩子出生以后，这样的机会肯定会很少，我们至少要留下一个人照看孩子。

 

桑迪·法克斯是一位全球旅行家，经常住第一流的酒店，于是我们请他在住宿

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桑迪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包括罗马的西班牙阶梯酒店（Spanish Steps Hotel）、苏黎世的 Dodal Grand 酒店、巴黎的乔治五世酒

店、开罗的 Meridien 酒店等等。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我们还遇到了好几位老朋友。

 

7 月底，距离孩子预定的出生日期还有一个星期，我们赶到了美国。我们没有

刻意去打听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告诉我们，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因此我们最好不要走得太远！

 

我们比原定计划多等了一段时间。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心始终在

怦怦跳个不停，紧张地等待着好消息的突然来临。

 

终于，8 月 7 日凌晨 5 点 20 分，电话突然响了，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是罗思曼医生的秘书打来的：罗切尔和麦克正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赶紧起来到医院！

 

我们以最快速度穿好衣服，跑下楼，跳进世纪广场酒店外面的出租车。从酒店

到医院通常需要半个多小时，但我们 6 点 30 分就赶到了那里。

 

麦克建议我们先到医院的咖啡厅吃点早饭，并答应我们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们。

 

我们等了几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小温斯顿就是不愿意出来！麦克不断跑上跑

下，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不用担心，医生说孩子很健康，一切正常，不需要做剖腹产。”

 

大约中午时分，卡皮·罗思曼做完其它手术后也赶了过来。他是美国男子显微手术的权威，很多病人要排队 6 个月，等着他做手术。今天，他特意抽出时间来看我们。听说孩子还没出生，他有点惊讶。和医院人员交谈了一会后，他穿上绿色手术服，走了进去。两位医生交换了意见，一切都很正常。现在，跑上跑下的变成了卡皮，麦克则守在罗切尔的床边，安慰她，手中拿着我的照相机，准备给孩子拍照。

 

当卡皮最后一次面带笑容走下楼时，时间是下午 2 点 30 分。履昇在远端的电梯处来回踱步，我距离他更近一些。

 

“你有了一个儿子！恭喜你！”

说着，他握住了我的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履昇反而有点不知所措，她慢慢向卡皮和我走过来，眼中带着一丝疑问。

 

“是个男孩！”卡皮告诉她。

直到这时，她才醒悟过来，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我们已经等不及了，跑上楼去感谢罗切尔。她很好，一切正常。麦克把照相机

交给我说，“都在里面，从第一声啼哭声起！”

 

我们急切地想看看我们的孩子，于是跑到新生婴儿室的窗户边。一位护士把他

推到我们面前。我们透过玻璃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们，然后看看四周，打量着这个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世界。之后他又哭喊起来，但很快就停止了。我们从窗户外为他照了几张照片。

 

根据约定，罗切尔第二天要离开医院，我们则把温斯顿接回家。此前，履昇的

弟弟罗伯特（Robert）和他的加拿大太太休（Sue）曾给我们介绍过一位儿科医

生，他们有一个 9 岁的儿子戴维（David）。罗切尔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现在再加上我的中国血统，因此，温斯顿和戴维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混血儿。

 

早在温斯顿出生之前，我们就已安排好，先把他送到罗伯特家中，因为休有经

验，可以帮助我们。另外，罗思曼医生还为我们找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黑人保姆。履昇非常激动，每一件事都亲自过问，安排妥当。一个放有婴儿床的房间已经准备就绪，里面很多婴儿衣服和婴儿用品都是我们到洛杉矶以后，履昇和休多次到商店采购的。

 

我们到罗伯特家时，戴维在门上写了大大一行字：“欢迎回家，温斯顿！”另

外，客厅和婴儿房的墙壁上也画了很多彩色标语。

 

此时，其他亲戚和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所做的一切，现在，可

以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他们了。巧合的是，就在这时，路易斯·鲍威尔从纽约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需要到台湾和香港走一趟。没什么大事，但我想应该让你知道，比尔·韦德本告诉我，你和履昇在洛杉矶。”

 

我于是请他在洛杉矶停留一个晚上，可以好好聊聊。

 

此时，履昇一直待在罗伯特的房间里，舍不得离开孩子一分钟。我们晚年得

子，她只想把全部的爱都放在温斯顿身上。每次喂奶，她都要仔细检查一下奶瓶是否消过毒，奶量是否正好，温度是否适合。为了确信保姆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甚至夜里她都要起来看一下，虽然我一再告诉她，这根本没必要。

 

* * *

 

由于航班晚点，我在酒店大厅一直等到午夜时分，路易斯才出现。当他面带微

笑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时，我从口袋中拿出一支好雪茄递给他，他从不抽烟，拿在手中看了一会，然后不解地看着我。

 

“当你给你的朋友雪茄时，通常意味着什么？”我问他。

“意味着有孩子出生，”他老实回答。

 

“对！我有了一个儿子，上星期出生的。履昇在她弟弟的家中，正日日夜夜陪

着他。明天，我们一起去看他。路易斯，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的人，并把这个消息带到我在台北的公司。”

 

接着，我把故事从头至尾给路易斯讲了一遍，他惊讶得几乎难以置信！“我真为你和履昇高兴，我相信所有人也会如此。”他说。

 

第二天，路易斯和我一起去看温斯顿。他是第一个把我引入出口贸易行业的人，现在他又成为第一个得知温斯顿出生的人。和桑迪、唐纳德、詹姆斯·卢茨、斯坦利·大林、墨菲·科恩以及米尔顿·莫顿医生一样，他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去世了，但他们始终活在我心中，让我时刻都会想起他们，只可惜，我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了。

 

路易斯乘坐傍晚的航班到台北，比尔·韦德本亲自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早晨，他们带着头天晚上在酒店定的一个蛋糕，一起到了我们的台北公司。蛋糕是酒店厨师按最大尺寸做的，上面写着：“是个男孩”。

 

由于要办理各种手续，为温斯顿申请美国护照，我们稍晚些时候才回香港。休的妹妹是一位职业保姆，她答应从加拿大赶过来，帮助我们把温斯顿送到香港。考虑到距离太远，飞行时间很长，我们决定在东京的成田机场停留一下，在日光酒店（Nikko Hotel）住三天。期间，我们邀请了我在派克公司的朋友铃木先生和粟原先生到酒店来看我们的孩子。

 

另外，在我们还没回家之前，孩子的外婆就已经得知了这一好消息，温斯顿的

出生让她非常高兴！

 

* * *

 

当我们和莱文森医生谈起请罗切尔再做一次人工授精，准备要第二个孩子时，

他建议最好等三、四个月。罗切尔和我们都同意了。

 

履昇和我开始计算时间。我查看了一下日程安排，决定 11 月中旬到美国去一

趟。这是我对重要的美国客户的一次例行回访，我将与他们的最高管理层以及主要的采购员见面，交换对圣诞节销售情况的看法，并讨论下一季度的计划。

 

12 月下旬，我到达旧金山，然后直奔库泽尔医生的办公室，得知罗切尔正在做

检查，大约两个星期后能做好准备。

 

“丹尼斯，先回去，大约 10 天后再回来，”莱文森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我刚刚经历过一次漫长而辛苦的旅行。从香港，我坐了 16 个小时的飞机才到纽约，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如果我现在回去，还要经历两次长途飞行，到这里时，肯定会疲惫不堪，精神状态也不好！”

 

“但现在是圣诞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在这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你将

无所事事。你想再等一段时间吗？”

“我愿意留下来，在这里等着！”

我考虑给自己找点事做，想利用接下来在美国的两个星期学习滑雪。过去 10 年来，我一直在坚持锻炼，因此身体很好，我相信自己不会伤到脖子，我的骨头还没有那么脆弱。

 

库泽尔医生告诉我，距离旧金山最近的滑雪场在内华达的斜坡村（Incline Village），靠近里诺（Reno）。但是他说，“你可能找不到酒店。那里最好、最舒适的酒店是凯悦，距离斜坡村滑雪场非常近。但是每到滑雪季节，经常客满，尤其是圣诞节期间，必须提前一年才能定到房间！”

 

“不用担心酒店，”我告诉我，“我开始做生意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找酒

店。每年我们平均要接待 300 名左右的采购员，在不同的城市待三天至一个星期，其中很多地方的酒店都很难找。如果这件事我们做不好，根本不可能接到生意！”

 

到达里诺后，我立刻前往斜坡村的凯悦酒店。到达那里时，发现前台挤满了正

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游客，几名负责登记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我挤上前去，把其中一个人叫到一边，“我是从香港来的，准备到这里学习滑雪，并邀请一些朋友共度圣诞夜，你能帮我找一个房间吗？”

“已经住满了，一个房间都没有。”

“你们肯定还有一、两个房间留给特殊的客人，他们可能还没来。如果需要，我不介意住套间。”

“事实上我们已经超额定出 40 间了，”他告诉我。

“那你超额 41 间好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手中拿着“厚厚”一叠小费，他也注意到了。

“你必须保证你只住一个晚上，”他让步了，“之后你只能另想办法。圣诞前夜和圣诞节那天肯定不行。”

“没问题，我只住一个晚上！”

我知道，登记的时候，他们会填写退房的具体日期，一天也无妨，但我绝对不要签字同意，这样酒店需要我腾出房间的时候，没有我的同意，他们将无权让我收拾行李退房。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滑雪场，找到滑雪学校，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们。由于我年龄较大，为了防止我受伤，学校校长比·费拉托（Bea Ferrato）太太决定在接下来的 9 到 10 天内，亲自教我。

 

第三天，当我学习完滑雪回到酒店时，在大厅里遇到了那位负责登记的人。“你怎么还在这里？”他抱怨说。

 

我给他手中塞了一笔小费，然后就走开了。

 

我学得很慢，三天后，虽然费拉托夫人教得很专业，我还是不断摔倒，很难控制脚下的雪橇。费拉托夫人告诉我，第四天我可以休息一下，这一天她也不上班。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感觉精神状态很好，于是我决定到另外一个滑雪

场，看看其他教练的教学方法如何。我已经了解到，附近还有一个名叫蒙特罗斯（Montrose）的滑雪场。

 

到达那里后，滑雪学校为我安排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教练。她带着我坐缆车，来到一条最容易的蓝线雪道前，然后教我如何滑下去。这里比斜坡村的那条雪道更高、更长，也更困难。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那天会有暴风雪，就在我开始滑的时间，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风非常大，每滑四、五下，我就要摔倒一次，很快全身就湿透了。摔了十几次，我才滑到半山腰，而每次摔倒，我都要费一番力气，重新爬起来，这使我疲惫不堪。一个多小时后，我还没到终点，与此同时，雪越来越大，我决定把雪橇扛在肩上，步行下山，并告诉教练，今天到此为止。回到休息室的壁炉前，我的内衣和衬衫全湿透了。

虽然还是没有学会，但这次经历却使我掌握了更多滑雪要领，学习速度明显加

快。不久，不仅最容易的蓝线雪道，甚至在中等难度的绿线雪道上，我也可以轻松自如地和费拉托夫人一起滑雪了。我开始真正体验到了滑雪的乐趣。

 

* * *

 

新年假期过后，我从内华达回到洛杉矶，在世纪广场酒店等候罗切尔的下一次

人工授精。几天后，人工授精在罗思曼医生的诊所进行，和上次一样，也是进行了两次。

 

回到香港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凌晨 6 点电话突然响起，履昇和我下了床，“我

敢打赌，又是罗思曼医生打来的。”

 

果然，电话另一端是卡皮，“丹尼斯，你又成功了，而且又是第一次授精就成

功！上帝肯定在帮助你！”

 

接电话时，履昇就在我身边，这一消息再次让我们沉浸在喜悦之中。

 

温斯顿出生后，我们开始为我们的两个美国小公民在美国上学做准备。我们在罗伯特家附近买了一套房子，1984 年 9 月，当履昇、温斯顿和我以及两位医生来到美国，准备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到来时，房子已经被装饰一新。

 

和温斯顿不一样，米拉没有让我们等太久，而是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10 月 1 日凌晨 1 点 30 分，米拉出生，罗思曼医生的秘书当时恰好不在，直到上午大约 9 点，才有人通知我们。而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圣地亚哥普莱斯公司（Price Club）的总部。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中午时分。我们终于看到了她，一个漂亮的洋娃娃！一个有着浓密头发的漂亮小姑娘！随后，医院摄影师给米拉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天，我们就把她接到了我们的新家。

 

之后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返回香港，分乘两个航班，履昇和我各乘一个航班，温

斯顿和米拉也同样如此。

 

我们有了一个家！两位老太太都还健在，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我们的生活非常完美！

 

我们的祈祷灵验了！

 

二，新家安在新加坡

两位老太太分别于 1985 年 3 月和 7 月去世，中间只相隔四个月。我的母亲住在台北，自 1982 年起就卧床不起。她没有什么大病，但行动不便，被缠过的小脚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她的主要问题是骨头疼，尤其是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即使拄着拐杖走一会，也需要人搀扶。她开始变得有点糊涂，不认识人，记不住事情。除了我以及每天伺候她的詹太太，甚至我的姐姐和履昇，她都不认识了。

 

奇怪的是，当我们第一次带温斯顿到台北去看她时，她却突然清醒了，告诉詹

太太，这是她的孙子。她看着温斯顿，显得非常高兴，她对身边的我、詹太太、履昇以及我的姐姐说，“我的孙子！可惜我不能带他了。”

 

她还记得曾经带过履昇的几个弟弟妹妹，因此很希望为她的孙子做同样的事

情。我们告诉她不需要，有人替她做。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让人搀扶着到小温斯顿的房间去看他。

 

过了几个月，她看起来好了很多，可以四处走走。此后，我经常带温斯顿到她

的房间，让她看看。她总是喜欢走近他，摸摸他，有两、三个月，她甚至不需要詹太太搀扶，自己拄着拐杖走到温斯顿的房间。这简直是个奇迹，在这五、六个月时间内，为了她的孙子、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孙子，她的爱心为她的身体和思维又重新注入了力量。

 

我们有位专门的医生，每周六中午从附近的宏恩医院下班后，都来家中给母亲

检查一下，一直持续了三年多。1985 年 2 月，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要求她住院治疗，并告诉我们，这次的情况比前几次都要严重。“年龄大了，”医生说，“心脏功能已经开始衰竭。”

 

3 月 25 日下午 3 时 35 分，母亲去世。

 

三个月后，履昇的母亲因流感住院，病情并不很严重，但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心脏也有问题。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沉睡不醒。她睡着后，我们能看见她面带笑容，自言自语，但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每天，她都会突然醒来几次，问，“米拉在哪？”

 

米拉当时还不到 10 个月，非常受她宠爱。住院之前，履昇的母亲通常早晨 8 点起床。她喜欢化点妆，负责照顾她的丁医生会帮助她化妆，然后陪同她到她自己的一个小客厅吃早饭。吃完早饭，丁医生再扶着她四处走走。之后，她会让米拉的保姆把米拉抱到她跟前，米拉也很喜欢和她的外婆在一起。

 

大约一个月后，她的病情仍没有改善。这一年她 82 岁，比我的母亲小 6 岁，此前很少生病。医生说，主要还是年龄大的原因，加上生育太多。我的妻子履昇是她的长女，下面有 11 个弟弟妹妹。期间还经历过两次流产，加上两个夭折的女儿，因此，她一生中共怀孕了 16 次，生育了 14 个孩子。医生说，这是她晚年健康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

 

最后几个星期，她一直昏迷不醒。后来履昇的一个妹妹说，老太太之所以迟迟

不愿走，是不是想见某个人最后一面。我们的医生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显然对这种迷信说法不以为然，但还是问她想见的是不是那个名叫米拉的小姑娘。米拉被抱来了，但她的外婆并没有醒来看她，相反只有 10 个月大的米拉却认出了昏迷中的外婆，极力想从保姆手中挣脱出来，到外婆身边。

 

几天后，外婆于 7 月 27 日去世

。

到 1985 年 10 月，两位老太太的后事均已办完。我的母亲在台北火化后，由我的姐姐将她的骨灰带走，埋在她的孙子、孙女出生的地方——洛杉矶。我的岳母的遗体则被空运到加拿大多伦多，埋在将军的身边。履昇和我感觉已没有必要维持两个家，因此决定卖掉一处房子。

 

与此同时，温斯顿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米拉不久也将年满两岁，我们开

始考虑让他们在哪里上学。由于他们有一半的英国——爱尔兰血统，看起来肤色比中国孩子白一些，因此我们感觉应该让他们接受完全的西方教育，尽可能多地学习西方文化。香港是个小地方，我们住在香港山顶，公司在九龙，学校距离我们的住地和公司都很远。香港的安全状况也不是很好，交通非常拥挤。至于台北，只有两、三家西式学校，不适于接受长期的英语教学或学习西方文化。

 

之后我们想到了日本，在那里我们曾度过 4 年半非常美好的时光，不仅秩序井然，而且有很多外国人。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外国孩子在日本通常如何受教育。

 

履昇和我于是带着温斯顿去了一趟日本，顺便让学校校长和老师们见见他。小米拉当时只有一岁，刚刚开始学说话，她被单独留在家中，和保姆、厨娘在一起。

 

在日本，我们得到了好朋友小木曾先生的帮助，他是东京著名的律师。他带我

们先后去了横滨国际学校以及两所位于东京郊区、分别只收男孩和女孩的天主教学校。小木曾先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决定再次在日本安家，他可以找朋友帮忙，安排我们的孩子在这些最好的学校上学，此外，他还可以帮助我们申请居住权。履昇和我非常满意，一致认为在完成 9 到 10 年的基础教育之前，东京将是最适合他们上学的地方。

 

我们的第二站是台北。我开始处理公司事务，走访一些朋友、客户。一次，一位女经理郑丽无意间对履昇说，“任太太，你听说过林云大师吗？”

“当然，我听说他还是一位著名教授，在美国一所大学讲中国哲学。”

林教授是台湾最著名的佛学大师之一，隶属于藏传佛教最博学的一个教派。藏传佛教以颜色分为“红教”或“黄教”（如达赖喇嘛）以及“黑教”，林大师属于黑教，他住在旧金山，在台湾以及亚洲、美洲很多其它国家的华人群体中，有很多信徒，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而且据说还拥有前生传下来的某种能力。这些能力可以使他通过潜意识，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很多人经常请求他给予引导或指点。他也是最著名的风水师之一，通过第七感官，为住宅、公司、工厂寻找最吉利的地理位置。

 

林大师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做演讲。每天，都会有人邀请他过去，其中很多都是

身患重症的成功商人，据说，他或者会向对方提出某种忠告，或者为治疗提供某种建议。我们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他的，有时在报纸上也能看到关于他的报道，但我们从未见过他。

 

那时，林大师正住在郑丽家。在郑丽的安排下，一天早上 8 点，她来接我

们去她家。大师由于太忙，直到凌晨大约 3 点才回来，但一大早已经有大约 10 个人等在客厅里了，全是他的信徒。

 

9 点，大师面带微笑慢步走出了他的房间。履昇和我坐在客厅沙发的中间，看到大师出来，其他所有人包括郑丽和她的丈夫，突然不约而同地趴在地上，脸贴在地板上，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天主教徒做礼拜一样，肃穆而虔诚。

 

履昇和我非常尴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郑丽稍稍抬起头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大师抬起他的右手，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口中喃喃自语，声音太小，没有人能听得清楚。之后，他们全都站了起来。

 

林云大师用过早餐后，和我们走进了一间客房，里面只有一个座位，于是履昇和我坐在了床边。

 

“你们似乎想换一个住处，”林大师说。

 

履昇和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两天前刚刚到台北，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只是来例行视察我们的台湾公司。我们计划在台湾待三、四天后，再到韩国，再返回香港。

 

新加坡不在我们的行程之内，因为那里的生意规模很小，也很顺利。

 

“没错，大师，”我们回答说，“我们想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安家，方便两个年

幼的孩子上学。”

 

我们估计林大师听说过我们的事。自从代孕行为合法化后，温斯顿是美国最早

的 100 名代孕孩子之一，而在台湾、香港，甚至整个远东地区，温斯顿和米拉则是最早的两个代孕孩子，因此，台北很多人都知道任家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不用担心，”林大师说，“我有一种预感，你们俩都能健康长寿，可以看到

他们长大成人。至于为你们的孩子选择最佳地点问题，我认为南方比北方好得多，不要去北方。”

 

“大师，我们刚刚去日本一个星期，”我们解释说，“以前我们在那里待过四

年，有很多朋友。我们参观了一些学校，条件都不错，而且他们愿意接收我们。”

“不行，为了你们自己以及你们的孩子，去南方！”

我内心开始有点怀疑。“林大师，”我说，“我们现在在台北和香港都有家，如果我们不去北方，去南方，就应该是香港，可是我们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信心。在台北，我们有很多朋友，最大的公司也在这里，但台北没有太好的英语学校。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更好的地方让孩子成长、接受良好的教育，唯一的选择就是新加坡，但新加坡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

 

大师的态度非常坚定，“我认为南方更有利，你们为什么不在做决定前去看一看。如果你们还有疑虑，可以和郑丽联系，届时我们再商量。”

 

谈话期间，门两次被人推开。一个等不及的老板都会打断我们的谈话，说他的经理和设计师在桃园的工厂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而且从台北开车到桃园还需要一个小时时间。“任先生、任太太，请快一点！”

 

* * *

 

我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新加坡公司成立后，我们从台湾调了一位年轻能干、

非常有进取心的经理去那里。10 年来，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尽管如此，新加坡仍是我们四个主要公司（台北、香港、汉城、新加坡）中规模最小的，每年，我去那里的次数都不会超过 3 次，每次只有三、四天时间。

 

履昇倒是经常去新加坡，做例行的内部审计，但她在那里待的时间也很短。虽然相距不是很远，但我们对这座城市并不太了解。难道我们真的要离开居住了 年的台北，以及居住了 15 年的香港，把全家搬到新加坡？

 

于是我们决定，我仍按计划到韩国，履昇、符姑娘和温斯顿则从台北去新加坡。我在韩国办完事，准备返回香港前，将给他们打电话。

 

巧合的是，符姑娘是一个新加坡人。温斯顿出生后不久，我们曾带他去过一次新加坡。期间，新加坡公司替我们刊登了一则广告，招聘一位可以到香港工作、住在家中的保姆。对此我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符姑娘来应试了。最终，我们发现，她很能干，非常适合这项工作。

 

这肯定是上帝安排好的！符姑娘无疑是履昇去新加坡再适合不过的同伴。履昇和符姑娘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住了两个星期。符姑娘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对这里非常熟悉，她带着履昇和温斯顿去了很多此前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首先是著名的乌节路商业区，之后又去了先得坊购物中心、植物园、圣淘沙岛度假胜地、牛车水和虎豹别墅。她还带他们去了一家购物中心，那里有一家小店专门卖儿童食品和粥，所有的顾客都是孩子！

 

履昇惊讶地发现，新加坡原来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城市，虽然不大，但规划得井井有条，道路宽广而整洁，生活环境非常理想。新加坡人也很有礼貌，对人非常友好。过去，由于来去匆忙，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注意到它的美丽与高雅。

 

小温斯顿也非常高兴。在香港，他只能待在家里，或者只能去有限的几个地方。而在这里，每天晚上，符姑娘都会带着他和履昇或者出去散步，或者开车出去兜风，有时，她还会带着温斯顿到一个干净的花园，把他高高放在树杈上。而在香港，她甚至不敢一个人外出到大街上。相比而言，新加坡要安全得多，很多商店都营业到很晚。温斯顿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自由过。

 

等我和米拉到新加坡以后，在符姑娘的带领下，参观、游览成为了我们全家每天的全部工作，小米拉也和我们一样，几乎走遍了新加坡各个角落，很多餐馆和旅游景点更是多次前往。虽然只有一岁零两个月，但她已经学会了大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香港！”

 

我们拜访了一些朋友，并和几位早年间迁到新加坡的亲戚恢复了联系。所有人都建议我们搬到这里，在这里安家，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我们决定在新加坡安家。移民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早在 1972 年，新加坡刚刚开始发展工商业时，我们就开始在新加坡投资。从那时起，经济发展局就已经知道了我和我的公司，并在 1973 年授予我们永久居民权。现在，我们只需按正常程序，为全家办理必要的手

续。

新加坡政府以工作效率高闻名，办事程序简单而顺畅，不像过去在香港警察局，让你等很长的时间，而他们却在聊天、抽烟！

 

在香格里拉住了一个月后，我们搬到了附近的雅茂园（Ardmore Park）出租公

寓，准备住下来后，再找机会买一套新公寓。我们还不是新加坡公民，因此不能买带花园的房子。1985 年至 1986 年，新加坡经济正处于萧条期，房价非常低。我们在一个大开发区定了一套高级公寓，预计一年内完工。

 

两位老太太先后去世后，我们的两个家变得与以往大不相同，虽然我们仍要忙

于生意，经常在国外，但还是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另外，我们在家的时间本来就有限，还要两地奔波，虽然为了照顾孩子，我们在香港待的时间比台北要多一些，每次最多也不过几个星期，两处面积都很大的房子让我们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孩子们很想念他们的奶奶、外婆，履昇和我则在我们的母亲突然去世后，感觉生活变得寂寞了很多。我们经常谈起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为我们所做的种种事情。但现在，他们全都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再也不能报答他们了。

 

* * *

 

搬到新加坡后，温斯顿和米拉被送到了附近的托儿班，接下来，我们就要给他

们找一所最好的幼儿园。我听说天主教海星（Catholic Maris Stella）幼儿园非

常不错，对此我很相信，因为小时候在上海我就曾在天主教学校上过学。于是我去那里看了看。

 

当时是 5 月份或 6 月份，学校放假，铁栏杆大门紧锁。我使劲摇了摇，大声问里面有没有人。

 

一位外表和善的年轻修女从学校院子周围一间独立式房子中走了出来。她没有

走到大门前，而是站在距离大约 6 米的地方，问我找谁。

“我有一个儿子，下个学年就年满三岁，我想让他到你们幼儿园上学。”

“我们学校只在每年三月招生一次，明年三月，你再打电话询问具体的报名日期，然后过来填写表格。”

“现在能把表格给我吗？我可以先填好，明年带我的孩子来这里。”

“不行！”她断然拒绝了我的要求，然后就走开了。回到公司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经理亨曼（Heman）。亨曼笑着说，“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幼儿园，每年都有很多家庭想让他们的孩子到那里上学。如果你等到明年再去填表，你会发现学校外面排着很长的队伍，有些人前一天夜里就去排队，一直等到早上 8 点学校开门。运气好的话，轮到你时或许还有一个名额，让温斯顿参加下午的班。”

 

1968 年，我的姐姐葆琳在天主教会的资助下，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后，从美国

回到了台湾。她读的是心理学，回来后，与美国和德国的天主教会一起在台北开了一家专业事务所。不久，她就成了一个名人，有很多夫人、太太来找她咨询家庭问题。

 

当时，我们的母亲身体还很好，每隔一个星期，葆琳都会来家中，陪她坐一会。此时的葆琳是一个非常开朗、随和的人，但年轻时却非常认真，从不轻易开玩笑。和我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

 

温斯顿出生后，葆琳非常高兴。我和姐姐一起度过了艰难的童年时代，直到我

们双双从震旦大学毕业。当年，母亲、葆琳、我，可怜的年轻寡妇带着两个孤儿一起经历的岁月，让人永生难忘。

 

但现在，母亲、履昇、我、葆琳，加上温斯顿和米拉，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满。葆琳经常来看我们，有时，她在妇女集会上做演讲，很晚才到。这次，我们移居新加坡后，她决定过来看看我们。

 

葆琳到了以后，我告诉她，我想让温斯顿上天主教海星幼儿园，据说是这里最

好的学校，但却苦于没有门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利用你的天主教会关系，让他们去那里上学，”我对她说。

 

她变得严肃起来。她的性格其实变化并不太大，还和以前一样容易着急，“在台北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认识新加坡的教会。”

“所有天主教会都隶属于罗马教皇，你可以去自我介绍，告诉他们你是台北天主教会一个非常重要、很有影响力的人。”

“我怎么能指使他们，干预他们的事情？”

“如果你不愿意，没问题，让两个孩子待在家里玩，不要去上学了。”

“你再威胁我，我明天就回台北。”

过了一会，她冷静下来，还是做出了让步，“我认识新加坡一位比利时神父，我去见他，看看他能不能帮忙。”

 

第二天，葆琳去见她的朋友、来自比利时的弗伦奇神父（Father French）。回

来时，满面笑容，弗伦奇神父告诉她，每天早晨他都要在海星学校教堂为修女们讲弥撒，第二天凌晨 5 点，葆琳可以到那里，和学校里的所有修女一起参加弥撒，之后，再和她们共进早餐。神父向姐姐保证，肯定没有问题。第二天，葆琳准时去了那里，并带回来了好消息，海星幼儿园已经答应让温斯顿参加下个学年的上午班，一年后，米拉也可以到那里上学。

 

就这样，两个孩子如我所愿地到海星幼儿园上了学。由于我经常送他们到学校，很快就和校长玛约莉修女（Sister Marjorie）成了好朋友。而玛约莉修女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我第一次到幼儿园，站在大门口和我说话的人。

 

我们租住的公寓雅茂园是新加坡最好的公寓之一，里面设施齐全，包括一个游泳池，可以让两个孩子从小就学游泳。后来，我们搬到了新买的公寓里，很舒适，比一般公寓要大，总面积超过了 6300 平方尺。

 

履昇越来越感觉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适于居住的地方。搬到这里两年后，我们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于是我们决定申请新加坡国籍，由于我们的公司在新加坡经商多年，因此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唯一遗憾的是，新加坡政府要求所有新加坡国籍的孩子必须熟练掌握汉语、马来语或印度语，而温斯顿和米拉上的是一所著名的英文学校——东陵小学（Tanglin Primary School），没有中文班，因此履昇和我决定让他们继续保留美国国籍，等他们成大后，自已做决定。

 

三，林麦被正式收购

 

1964 年至 1993 年，我的公司林麦逐渐成为亚洲最大的进货中心，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非耐用品、即纺织和服装行业最好的代理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耐用品领域一直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尽管我们一直很努力，但大多数耐用品采购员还是喜欢和进口贸易公司合作，这样他们就不必到各家工厂亲自采购，而是由贸易公司报价，然后公司付给对方佣金，直接获得出厂价。这种采购方式成为业内的一种惯例，因此虽然我们有专门的耐用品部门，有称职、能干的员工，但耐用品在公司业绩中仍只占 20%，而非耐用品则占到了近 80%。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出口贸易逐渐成熟，很多每年只采购一、两类商品的客户开始与厂家直接合作，一些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因此开始陷入困境，甚至倒闭。林麦却发展为一个著名的独立采购中心，它不属于任何大企业集团或大型贸易公司，但却有坚实的客户基础、稳定的团队、优秀的中、高层管理人才以及完善的内部训练机制，很多我们自己培养的员工为公司效力了一、二十年，对公司始终忠心耿耿。对商品采购员来说，这无疑是一家一流的公司，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务，协助他们工作。

 

很多年来，每到采购旺季，我们的竞争对手、一些著名的贸易公司都会派人把鲜花或香槟送到林麦采购员所住的酒店房间里，有时还邀请他们去喝酒吃饭，企图让他们离开林麦。但最终都没有得逞。作为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很多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来自这些大公司的竞争压力，不是担心我们的工作或服务，而是因为我们的对手（多为香港的英资贸易公司）的名气、规模太大。与之相比，我们只是一家白手起家的小公司而已。

 

例如，当年鲍勃·利文斯顿建议由我接管 ADG 在亚洲的所有业务时，应他的要

求，我曾到纽约商谈协议事宜。他的前任加德纳·麦金农（Gardiner McKinnon）

先生仍在位，我们一起去他的办公室商讨协议。期间，电话响了，是驻纽约的英国领事打来的，他受香港一位名人之托，希望能与麦金农先生约定时间，安排这位香港重要人物来 ADG 商谈代理事宜。当时我就坐在旁边。幸好麦金农先生和鲍勃·利文斯顿对我以及我的公司评价都很高，他们才很有礼貌地告诉领事，公司已经做出决定，准备和任先生签订最后的协议。

 

此外，我在威斯康星简斯维尔派克钢笔公司总部与派克签署在日本的代理协议时，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罗杰·阿克斯泰尔的办公室（罗杰当时是派克负责海外销售的副总裁），他们收到一封一家日本大公司发来的电传，希望能成为派克在日本的代理。

 

1975 年，著名的怡和集团曾与我们接洽，提出合并意向。能有这样一家规模如此大的母公司，或许对我们的发展更有利。但不幸的是，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被突然终止。

 

* * *

 

我们与 HBC 签订长期合同后，市场上有传闻称，两家规模很大的贸易公司有意收购我们公司，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英之杰集团子公司——都德威尔公司。当时我已届 66 岁，而正常退休年龄是 65 岁，因此我想谈一谈也并无坏处。

过去，在香港，每遇到这种问题，我通常都要咨询伊恩·迈克凯比，他是德勤

全球会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我年轻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但当时伊恩已经去世了，接替他负责我的事务的是他的助手罗杰·贝斯特（Roger Best）。他对我同样很热情，对于我的要求经常给予特殊关照。

 

我把欲出售林麦一事告诉罗杰后，他随即安排都德威尔出口部总经理彼得·安

森（Peter Anson）和我在德勤香港公司见面。彼得友好而直率。此前，他的公司已经讨论了收购我们公司的可能性。都德威尔公司在欧洲出口市场实力很强大，在美国市场却始终不能有所发展。他们在纽约设有公司，但却发现很难与美国采购员及美国公司合作。而我们在北美市场的实力，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都德威尔曾是德勤的客户，不久前刚刚转至 KPMG。因此，彼得与罗杰的关系一直不错，对他非常信任。而我们从 1972 年起就是德勤的客户，罗杰作为我们的理财专员已经有很多年，在我们从台湾发展至其它 12 个国家期间，他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除此之外，每年他都要亲自审阅我们的审计报告。

 

安森称，两家公司和罗杰都很熟悉，无疑会使谈判更加顺利。林麦的审计财务决算是建立在德勤公司报告的基础上的，对它的真实性，都德威尔没有任何疑问。除此之外，KPMG 不久前刚刚审查过我们的帐目。因此，他们决定只派公司财务总监到德勤查看我们的档案，而不必再去林麦公司。德勤与 KPMG 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由于都德威尔机构庞大，各层主管人数众多，我们不得不让谈判始终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彼得告诉我，他唯一的要求是，如果合并成功，我个人必须在公司再工作两年，以确保交接的顺利进行。对此我没有反对。就我方而言，我要求所有主要经理和高级主管必须留在公司。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给予高级主管人员的福利，以及公司老员工应享有的遣散费或退休金。这些数额加起来大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25%，因此，公司资产的 20%必须单独留出，其中的 10%将被立即用于付给高级主管人员50%的合同福利，其余 10%将由都德威尔保管，等大约三年后，他们的福利协议到期时，再付 50%。

 

彼得深知林麦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一批稳定而能干的高级经理人员，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及对公司无私的奉献，使我能放心大胆地把所有日常工作都交给他们管理。而我则专心往返于各个国家商谈生意。截至我退休时，仅在我们的台北公司，除中、高层经理人员外，还有 40 位在公司工作了 10 年以上的老员工。彼得向我保证，所有与公司业务有关的经理和员工都将留下，只有履昇的财务部门将由他们公司的财务部门接管。

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三个月后，彼得将谈判结果总结成报告，分别递交给英之杰和都德威尔香港总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此后几个月，我们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谈判被暂时搁置。

 

此时恰好有一家美国大型进货中心寻求与另一家大型进货中心合作，看是否能节省成本，并使双方的实力和利润同时得到提升。为此，纽约一位顾问分别与林麦和都德威尔进行了秘密接触。这一意向不仅能扩大公司的客户基础和年收益，而且有利于双方管理人员的交流与合作，覆盖更广的地域和生产线。一旦成功，必形成一个超级进货中心。面对如此具有诱惑力的建议，林麦和都德威尔做出了积极回应，但均是私下里单独进行，对外更是秘而不宣。

 

三个多月后，林麦和都德威尔都发现，对方的要求实在太苛刻，双方很难达成协议。因为这件事，我们两者之间的谈判被搁置在一边，耽误了近半年时间，谈判才重新恢复。

 

当我们在罗杰的办公室重新开始谈判时，事情变得异常顺利，不久就签订了一份承诺书，交由管理层批准。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与都德威尔开始谈判时，我们特别向他们说明，根据我们与 HBC 签订的 10 年协议，如果林麦改变所有权，HBC有优先购买权。这是两位聪明的女律师的杰作，由于 HBC 是一家加拿大公司，而我们的其它客户主要在美国，因此不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对 HBC 来说，无疑是一条有利的条款。但是，彼得和我都认为，HBC 不会使用这一优先购买权，因为都德威尔是一家知名进货中心，并答应保留林麦所有关键人员。

 

彼得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获得公司管理层的批准。期间，他曾两次去伦敦，

在英之杰总部参加董事会议，回答董事们的提问。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林麦及林麦的背景。因此，虽然我们从 1991 年就开始谈判，但直到 1993 年 1 月初，英之杰才正式给予批准。

 

在此期间，HBC 在香港的代表罗纳德·休斯先生已于 1992 年退休，接替他的是

HBC 一位高级副总裁罗布·诺里斯（Rob Norris）先生。罗布把我叫到他的办公

室，对我说，“在我看来，HBC 应该使用优先购买权。事实上，相关的交易细节已经准备就绪，KPMG、都德威尔审计师以及 HBC 审计师已经再次对你们的帐目进行的核查，他们基本上接受德勤所做的报告。价格也很不错，股份与收益比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盈利，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 HBC 在亚洲 12 个国家增加 13 个进货中心。

 

但是，”罗布接着说，“我没有把握一定能说服董事会，他们从未想过要在加拿大、甚至北美之外收购一家公司。”

 

之后，罗布正式向 HBC 董事会提交了这一建议，得到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科

西奇的支持。1993 年 3 月 30 日，HBC 董事会仅开了一次会，就批准了罗布的建议。都德威尔对此非常失望。1993 年 5 月，罗布·诺里斯代表 HBC，我代表林麦，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在正式签订收购合同期间，繁复、曲折甚至诸多“有惊无险”的经历，让我更

清楚，无论从事什么生意，我们都需要律师的帮忙。如果朋友的孩子准备到商学院学习，我一定会建议他们：好好学一门法律课。你比你的律师更了解你的生意，遇到法律上的问题，你必须知道你所处的位置！

 

* * *

 

1993 年，林麦被正式收购，合同自 1 月 1 日起生效，但正式签署是在 1993 年 5月 24 日。HBC 接收林麦所有经理人员和员工，并同意我在和罗布以及我们的公司总裁詹姆斯·康韦利一起走访主要客户，向他们解释所有权变更原因之后退休。

 

对于此次合并，HBC 和林麦都很满意。我们的高级经理人员和各部门主管在执行副总裁傅俊明和高级副总裁比尔·韦德本的带领下，为 HBC 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林麦，在 HBC 的全力支持下，收益和利润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我们在美国的最大客户、Brylane 董事长彼得·坎佐及其总裁希拉·盖尔利克（Sheila Garelik）也分别向 HBC 管理层和我表示，支持我们的合并。此外，梅西也在继续支持林麦，以林麦作为其在泰国的代理商。

 

回首过去，履昇和我衷心感谢我们的这些林麦同事。他们中很多人自加入公司以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虽然现在我们退休了，但我们和他们仍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

 

林麦过去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现在同样如此。他们的工作和组织机构每年都在不断完善，服务和业绩方面，甚至比我在的时候还要出色。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四，知足常乐

老朋友詹姆斯·卢茨先生经常告诫我，当我沮丧、失望的时候，一定要知足常

乐。

在我的从商生涯中，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有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如桑

迪·法克斯、路易斯·鲍威尔、斯坦利·大林以及唐纳德·奥尔森等，我们经常聚

在一起长达二、三十年。除此之外，履昇和我还有很多关系同样不错的朋友，自从我们退休之后，仍保持着联系。如果让我一一列举，那将是一份非常长的名单！

 

从事出口采购代理这么多年，我曾非常荣幸地与全球很多商界巨子一起合作

过，或成为他们的朋友。萨姆·沃尔顿就是其中之一，我只在他造访我们的香港公司，准备找一位代理商时和他见过一次面。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他正在努力把他的沃尔玛连锁店扩展到得克萨斯。在我们公司，他和他的总裁休梅克（Shoemaker）先生以及另外高级主管待了近两个小时，对我们公司、对进口亚洲商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最终他选择了一家英国大型贸易公司。晚年，沃尔顿先生曾在他的数千家沃尔玛连锁店发起了“购买美国货”运动，如果我能有机会与他合作，我或许会帮助他发起“购买亚洲货”、“购买中国货”运动。

 

我与索尔·普莱斯（Sol Price）先生也见过面，虽然当时他们正忙于在美国经

营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仓储式会员制卖场（Warehouse Clubs）（著名的山姆会员

店 Sam’s Clubs 和科斯特科会员店 Costco Clubs 都是在此后才出现），我们与普

莱斯的生意很小，但我却和索尔和家人以及公司许多高级主管人员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直到现在，每次我去美国，我们还会相互打个电话或见个面。

 

我们与梅西的芬克尔斯坦一家关系非常密切，虽然他们曾单方面终止与我们在

台湾的合作，使我们此后五年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后来我们还是逐渐恢复了友谊。埃德华成为梅西董事长之前，我与他的前任赫布·西格尔（Herb Siegel）先生、肯尼斯·施特劳斯先生以乔治·弗耶尔先生曾在亚洲合作了近 20 年。当我们初到纽约时，肯尼斯还曾亲自带履昇和我一起参观华尔街。

 

20 多年来，我们与 ADG（联合纺织品公司）的关系也一直很融洽，直到他们被梅氏公司恶意收购。ADG 曾是罗德·泰勒、罗宾逊·戈德华特等全球著名连锁店，以及其它很多高档连锁店的控股公司，我与他们的前后三任总裁：加德纳·麦金农先生、鲍勃·利文斯顿先生以及琼·莱文（Joan Levin）女士，相处得一直比较融洽。多年前，鲍勃和他的夫人埃莉诺（Eleanor）退休并定居佛罗里达后，我们仍保持着联系。

 

鲍勃被任命为公司总裁、接替加德纳·麦金农先生之后，曾到亚洲熟悉情况。此前，他已经决定把亚洲业务全部交给一个代理负责，候选人有三个，即 ADG 在台湾的代理林麦公司、韩国一家大型英国贸易公司以及香港的一家中国公司。后来他告诉我，香港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英资公司总经理曾以很高的礼节请他吃饭，并观看赛马。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决定，基于业绩考虑，他最终选择了林麦作为 ADG 在亚洲的总代理。三年后，即将退休的鲍勃又向他的继任者琼·莱文极力推荐林麦公司，并介绍我与琼进行了单独面谈。琼因此对林麦非常信任，我们与 ADG 合作得也一直很愉快。

 

我与朋友杰克·亚伯拉罕斯在朝鲜酒店的巧遇，不仅使美国最大的“大码”女

式服装连锁店 Lane Bryant 成为了我的客户，同时也使我和 Brylane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彼得·坎佐成为 20 多年的朋友，还有他的总裁希拉·盖尔利克和部门经理吉娜·皮西奥（Gina Piccio），我们相处得也很愉快。我非常敬佩彼得的管理风格，以及处理问题时的冷静和稳重。自他上任以来，Brylane 的营业额从几亿美元增加到了几十亿美元。他还使公司成功上市，直到后来被全球最大的零售集团－碧诺春天雷都（Pinault Printemps Redoute）收购。目前，彼得仍担任着首席执行官之职，管理着美国最成功的目录公司。

 

我曾有幸与很多勤奋、能干的采购员共事并成为朋友，如果一一列举出来，将

至少有 1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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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在派克公司有很多好朋友，从上至董事长、总裁，下至日本、台湾和韩国三地的经销商和推销员。应该说，我在派克钢笔和出口采购代理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功，应归功于无数象他们这样的朋友的帮助。我很幸运能有机会和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合作。刚开始，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是他们教会了我很多经验，把我带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我学会了如何开阔思路，如何专注于工作，如何时刻保持耐心和警惕。我还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使之能适用于不同方面。当年，我开始从事出口贸易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菲利普·尼克尔森和迈克尔·张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创业，他们的条件比我优越得多，菲利普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英国小伙子，曾在南非受过很好的教育，而迈克尔则在澳大利亚上过大学。他们都比我年轻，比我更帅气，工作也都勤奋，但只因为我学得更勤奋，所以我能最终成功，而他们却逐渐退出了。

 

在台湾和韩国举办培训班，培训新毕业的大学生期间，我经常告诉他们，能不能从我以及我们的客户那里学到东西，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最好的学习就是实践，我没有什么分成不同科目的培训计划，我只告诉他们我认为正确、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我把你扔进水池，你自己学会游泳。”

我告诉他们，“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律师，我从我的老板李泽民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正确的判断，你必须阅读有关书籍，听取客户和他们的职业顾问的意见，之后再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记住你在学校里看过的书、学过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千万不要盲目地相信书本！”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石利洛洋行，”我继续说，“克洛克先生把我带进了商

界。我从克洛克先生、他手下的经理以及后来的沃尔特·石利洛先生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自己边观察边学习。我还记得有一次，克洛克先生接完电话后，拍着自己的头，自责说‘我愚蠢的嫉妒！’直到今天，每当有人告诉我，我的竞争对手在如何如何，试图以此来劝说我做某种交易时，我都会坦率地对他说，我会自己做判断，然后再告诉你。我不想让我愚蠢的嫉妒影响我的决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从很多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在我还在学习。当然，我从未忘记我在采购代理方面的第一位老师斯坦利·弗里德曼先生曾经对我说的，‘我不介意是否看过了，再拿给我看一次！我要再检查一遍！我要有确凿的把握！’

 

“另外，扶轮社有一句格言‘服务至上’，我一直铭记在心，无论是对我的客

户，还是对我的朋友，我都要以此为标准。如果能为他们做到这一点，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如果做不到，我也会想方设法尽量满足他们。千万不要急功近利，你的回报，无论是商业利润，还是私人友谊，最终都会出现，或者是今天，以这种方式，或者是明天，以另一种方式，来自另外一个人。于人于事，你都要养成习惯，用正确的态度对待。

 

“记得我的第一位经理助理彼得·潘当年之所以离开我，就是因为无法容忍我

的做法，以及我对他的要求。他错了，所以最后才会失败得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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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运不仅仅在于我曾和很多大公司合作，还在于我认识了有才能的重要人

物，并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见证过 Limited、Gap 和沃尔玛的不断扩张，也看到过凯马特持续近 10 年的下滑，以及西尔斯和蒙格马利·沃德存在的问题。此后，我又目睹了西尔斯的复苏，以及联合百货公司和百货从困难中走出来后取得的更大成就。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旁观者，并不非常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但我所知道的已经足以让我受益非浅，是我用金钱无法买到的一笔珍贵财富。

在我从事零售业的 30 年经历中，很多著名的大零售商都失败了，包括著名的

B.Altman、历史悠久的金伯斯、Orbacks、克莱恩以及州际集团，以及折扣百货公司中包括 Korvettes、梅氏公司和 W.T.Grant。它们中有些是因为无法适应竞争，有些是因为过于扩张导致衰退，还有些是因为用人不善，某个人、某个新主张都极有可能让一家大公司此前所有的成功毁于一旦。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我无法理解，或无法察觉的原因。但在商场奋斗了这么多

年，我还是总结出了一些教训：了解自己的生意，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太贪婪；不要贪多嚼不烂；明白自身能力程度，聘请最好的人才；掌握手下人的优势与弱点；对危机要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什么时候说不；不要轻易受诱惑，要凭工作、而不是运气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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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法克斯被迫辞职后，亚历山大决定关闭其所有连锁店，据《纽约时报》

报道，纽约市长曾对此表示非常遗憾。我最后一次去亚历山大时，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后来我走进了曾是最大的连锁店、也是其旗舰店的列克星顿分店，店里一片狼籍，到处散落着最后一次开业后留下的商品。的确非常让人痛心！

 

我想起了与亚历山大 30 年的合作经历，想起了 1965 年，列克星顿旗舰店开业典礼上，桑迪的母亲、露丝·路易斯·法克斯大使代表桑迪的父亲发言时的盛大场面。正如我的朋友路易斯·鲍威尔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的，“亚历山大新旗舰店周围名店林立，如布鲁明戴尔、梅西、Sacks 和罗德·泰勒，但我们却能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商品。”

 

我必须承认，最后一次去亚历山大后，我曾想过，如果桑迪没有被迫辞职，如果他们兄弟之间能消除分歧，亚历山大肯定还会在那里为纽约顾客服务

！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法克斯家族忠实的律师鲍勃·巴泰尔，他总能设法化解法克斯兄弟之间的矛盾，关心他们每一个人。在我的从商生涯中，我曾与很多公司的律师打过交道。任何企业都离不开律师，就象离不开审计师和顾问一样，但是，要找到一位能象亲密无间的朋友一样关心你、为你工作的律师，实在太难了！

 

我必须指出，做生意的人，除了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经验之外，如果还能同

时懂法律和会计学，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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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亲人、朋友和邻居都是上帝派给我们的天使。从我的母

亲、义母到我的三姐，我的一生中有很多天使在陪伴我，毫无疑问，我的妻子也是其中之一。

 

同样，很多为我工作多年的忠实的经理人员也是我的天使，还有我的采购员朋友、我的派克经销商以及我的供应商。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我的所有忠实员工，从总经理，到办公室助理，所有从 1952 年到 1993 年，陪同我走过 40 年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成功与失败的人，他们全都是我的天使。

 

当然，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履昇和我的天使，他们的到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也给我派来一些敌人或一些我不喜欢的人，有些人我很难分清他们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但如果上帝把他们派到了我身边，自然有这么做的理由。我的四舅时常刁难我，但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那么刻苦地学习。上帝不想让毛神父给我到美国的奖学金，虽然我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天主教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但如果去了美国，我在中国大学学的是法律，是用中文和法文讲授的大陆法，在美国能有什么作为？

 

几十年来，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眷顾，现在，我仍要张开双

手，用心去接受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