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兩金 第三章 创业在台湾：准备 (精簡版)

一千兩金  第三章 创业在台湾：准备 (精簡版)

 

一，代理派克钢笔

 

1952 年 6 月 26 日，弗兰克·史德基先生和我一起飞赴台北。 三姐的丈夫亲

自到机场迎接我们。机场的设施非常简陋，当时，台湾岛内还没有开通国内航

班。

 

作为任厅长的私人机要秘书，三姐每天都很忙。蒋介石到台湾的前三年，厅

长一直是他的“财神爷”。此后蒋介石用了很长时间重组政府、重建各部委、

对中央政府与台湾省政府进行合理分配。随同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的有大约 30

万军队以及近 50 万的难民。蒋介石必须依靠任厅长以及当地机构，以收取更

多的税、筹集更多的资金，供养军队和政府官员。几乎每隔一天，任厅长都会

被叫到蒋总司令的私人官邸共进早餐，商讨事情。

 

中央政府来了之后，任厅长所在部门的等级或许有所下降，但重要性却有增

无减。史德基先生和我一起去见三姐。她的办公室很大，有一位女助手，办公

桌上除了四部电话，还堆满了文件。她用直率而自信的目光看着史德基先生和

我，问我们准备做什么生意。了解我们的意图后，她立即指示她的助手，无论

我们需要联系哪些人，都要尽可能帮助我们。

 

财政厅有三个部门与私人企业有关系，即税务科、商务科和贸易科。税务科

不用解释，商务科主要负责管理现有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商业与工业。

贸易科主要负责政策事务以及台湾地区境内外重要贸易活动，包括审批所有进

出口许可证和特殊许可证，这个部门尤为重要，与由任厅长亲任董事长的台湾

银行联合办公，科长是郝昭宓。

 

贸易科科长郝先生进来了，他和三姐是校友，关系一直不错。他告诉我，如

果我需要他帮忙，我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找他，不用提前预约。

 

之后史德基先生表示，他想见一见台湾银行的一些人。当时台湾还没有外国

银行，台湾银行是主要的金融机构，但里面会说英语的人并不多。三姐拿起电

话，找到了台湾银行国外部总经理张心洽先生。

 

张心洽毕业于哈佛大学，很受上司器重，在银行以及其它很多政府部门都担

任着重要职位。他答应第二天一上班就见我们。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通过他，我认识了很多商界人物。不幸的是，他后来在高尔夫球场因心脏病突

发猝然早逝。

第二天，张心洽和史德基以及我进行了愉快的交谈。期间，电话响了，听了

一会，他突然对着话筒毕恭毕敬地高叫着，“是，是，是！”

 

挂上电话后，他告诉我们，电话是蒋介石办公室打来的，“你的堂兄也在那

里，”他用中文对我说，“打电话的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先生。”

 

史德基先生和我对张心洽接电话时的态度都感到不可思议。日后当我回到香

港把这件事告诉履昇时，她告诉我，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政府机构“很普

遍”。在大陆时，她就曾多次听到父亲用这种语气和他的上司说话。“无论蒋

介石什么时候打电话来，老头子马上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挺直身体，脚后跟一

磕，马靴上的金属马剌发出很大的声响，足以让电话另一端的人听见，以此表

明他在聆听总司令训话时，采用的是立正姿势。”

 

1963 年初至 1964 年，台湾经济开始真正腾飞，我逐渐成了岛内最活跃的出

口商之一。期间，每当我接到部长或其他重要人物打来的电话时，我都会忍不

住模仿张心洽，对着话筒毕恭毕敬地高声叫着，“是，是，是！”这常常让公

司其他同事很奇怪，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 * *

 

1952 年的台北更象一个小镇，而不是一个城市。市中心的一端有一个巨大

的西式宫殿，是二战前 50 年为日本总督建造的官邸。另一端则是台北标志性

建筑中央火车站和邮局，也是日本人建的。当时的人口不多，二战结束前，只

有大约 40 万居民，二战结束后，有 10 万人从大陆迁来，包括平民、商人、教师以及政府官员，实施接收工作。直到 1949 年至 1950 年，蒋介石败逃到台湾后，人口才开始大量增加。

 

大街上除了一些商店，没有一丝繁忙迹象。夜生活少得可怜，只有为数不多

的几家电影院和饭店，饭店均为日本特色，有女服务生唱歌，并提供饮料。市

内工厂也不多，而且大部分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政府此时尚未开始重建工

作，他们仍在忙于安置撤退至台湾的军队和政府部门，努力恢复社会秩序，为

了满足巨大的开支，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既无时间，也无财力做其

它事情。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批美国军事、经济顾问到达台北，帮助蒋介石重组军队，恢复工业和农业。他们占据了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最好的政府大楼，另外还有一个军事大院以及几幢蒋介石政府为招待这些美国客人而特别建造的西式建筑。

 

作为台湾首府的台北市，居然没有一间西方风格的旅馆，唯一一个现代旅

馆是中国之友俱乐部（FOCC），位于总统府对面，紧邻美国顾问团办公大楼。

FOCC 原名航空俱乐部，是政府为民航飞行员及机组成员准备的。

 

俱乐部有大约一、二十间客房，每间客房有三张单人床。其中几间被民航飞

行员和一些驻台北的国际记者长期预定，其它房间用于接待客人。房间里非常

简单，一张书桌、一个不大的抽水马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以及

一台电扇。由于台北天气湿热，电扇必须日夜不停地开着。俱乐部里还有一个

诊所，里面有两位护士和一位姓李的医生。李医生夫人的妹妹是大名鼎鼎的陈

香梅女士，陈纳德将军年轻漂亮、非常能干的中国妻子。

 

史德基先生和我到 FOCC 时，所有房间均已客满。我们不得不另寻住处，最

后，我们在圆山饭店度过了在台北的第一夜。

 

圆山饭店座落于一个小山上，仍保持着原先的日本寺庙建筑风格，俯瞰台

北唯一的一条林荫大道——中山北路。这里以前是日本人的一个高级住宅区，

后来渐渐发展成一条商业街，它直接通往台北市中心地带。

 

经三姐安排，我们第二天搬到了 FOCC，占据了房间里的两张床位，另一张

靠近窗户和书桌的床位住着一位袁先生，他是美国合众社聘请的一位中国记

者，作为外国新闻团体的一员，负责跟踪报道蒋介石，当时他和美国著名记者

斯班瑟·穆萨（Spencer Moussa）一起，乘最后一班飞机，随蒋介石及其随从

飞往台湾。

 

斯班瑟·穆萨是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个采访蒋介石的外国记

者。到台之后，他联合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社会人士，在前航空俱乐部的

基础上，成立了 FOCC。FOCC 是当时唯一一家西式宾馆，提供西餐和饮料，很

快就成为各界名流和官员主要的社交场所。

 

 

* * *

 

来台湾之前，史德基先生通过石利洛洋行在香港的商业关系，准备了一份在

台外国公司及其代表的名单。

 

劳伦斯·克雷格（Lawwrence Craig）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后来在台成

立台湾贸易公司，为部分美国大公司做代理，其中包括凯特皮勒拖拉机公司、

泛美航空公司、美国总统轮船有限公司、帕克·戴维斯制药公司，以及众多机

械、设备等行业的重要生产商。

 

鲍勃·斯坎兰德（Bob Scanland）也是一位美国人，任职于一家名为卫利亨

特（William Hunt）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亨特（Bill Hunt）是

宋美龄家族的好朋友，一直是国民党政府主要供应商之一。比尔·亨特退休

后，其中国经理鲍勃·斯坎兰德将公司迁至台湾，他们很幸运，不久，朝鲜战

争爆发，美国军事与经济顾问团抵达台湾，实施援助任务。台湾经济获得了美

国的支援，其中大部分是重建所需的资本货物，而鲍勃是当时唯一一位受过良

好教育的美国工程师，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配合美国顾问以及他们的工程顾问

的工作。

 

弗兰克·斯莫尔金（Frank Smolking）是施贵宝制药公司的代理，而石利洛

洋行恰好是这家公司在香港的代理，史德基先生和他的关系一直很好。弗兰克

首先把史德基先生和我介绍给了在台湾的外国工商业界。这其中还包括几位来

自上海的中国经理，分别任职于石油、电影和船务等公司。与这些美国和中国

“高级主管”打交道，我没有任何交流上的困难，他们都知道我与“任厅长”

的关系。

 

此后，我在台湾成立石利洛办事处后，这些外国经理和主管都成了我的朋

友。我租用的办公地点距离台湾贸易公司和卫利亨特公司非常近，我们都加入

了新成立的美国商业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成员有限，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和人

员，只是每月在喝茶时间到劳伦斯·克雷格或鲍勃·斯坎兰德家中聚一次。更

为巧合的是，60 年代初，在我从事自己的出口生意后，我们买了一套不错的公

寓，而我的隔壁邻居正是鲍勃·斯坎兰德。

 

史德基先生手中还有一份由派克钢笔公司提供的中国零售商和批发商的名

单。由于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派克公司成立一家营业部，负责每年 9 万美

元的生意，并研究是否有扩大规模的可能，我们相继拜访了一些最重要的中国

文具零售商，同时从其他外国同行那里了解一个外国公司在台湾做生意的最佳

途径。

 

我们拜访的中国零售商中有一位金荣涛先生，他开了一家长春文具公司，紧

靠台湾银行和其它政府机构。虽然他是台湾最大的文具零售商，却在台北主要

购物街衡阳路与其他人共用一个店面。商店属于那种常见的中国店铺，临街有

大约 6 米宽。店面的另一半是台北书店，外面也设了一个钢笔柜台。两家商店

都面向街道，行人从人行道上走过时就可以看见钢笔柜台。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几年，在任何一家文具商店，钢笔和圆珠

笔，尤其是派克牌，都非常受欢迎，而且价格不菲。除了派克，还有其它一些

品牌，如犀飞利（Shaeffer）、高仕（Cross）、万宝龙（Montblanc），但它

们的受欢迎程度显然不如派克。

 

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通常也是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夫人们则在

一起打麻将。金先生的零售业绩并不比其它文具商店强多少，但他与各政府部

门的采购人员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因此始终是供应文具和印刷纸张的大户。

台北大部分文具商店和批发店都很集中，彼此邻近。在史德基先生和我与金

先生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名单上的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了派克公司派人来

了，由于生意冷清，他们都不是很忙，于是纷纷来到金先生商店的小办公室

里，我们也省得一家家拜访了。

 

其中包括新大昌文具公司的老板唐金汉先生，国风文具公司老板唐懋新先

生。还有一位许宝官先生，他拥有当时最受欢迎的一家零售商店，专门销售钢

笔和圆珠笔，商店也取名叫派克钢笔公司，另一位王志平先生则是与金先生共

用一个店面的台北书店的老板，也是派克钢笔的零售商。

 

名单上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零售商，我们把 5 个工作日全部用于和外国同行

以及中国零售商交流经验、共进午餐。作为石利洛洋行的总经理和最高主管，

史德基先生的工作是考察一个国家，评估总的商业环境，他对派克钢笔的款

式、价格、备件、零件以及不同的瓶装墨水，却知之甚少。而我虽然早在上学

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钢笔，也知道派克是名牌，是身份的象征，但却从未真正

拥有过一支。

 

不过，在史德基先生和我都收到签证之后，香港石利洛洋行派克钢笔部经理

阿莱克斯·齐默曼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并交给我一份有插图的目录。这份

大概十五、六页的目录详细介绍了正在生产的各种派克钢笔。阿莱克斯告诉

我，最受欢迎的是派克 51 和派克 21，产于美国，另外还有一种派克

Vacumatic，产于加拿大。又拿出一瓶惊奇墨水，这是派克公司最畅销的产品

之一，并告诉我，公司按 12 打销售，每瓶包装在一个硬纸盒里，三打一纸

箱，四箱为一罗。

 

派克惊奇墨水储存在纸箱里，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二战期间及二战后，货币

贬值得厉害，为了保值，人们开始储存各种商品，惊奇墨水就是其中之一。后

来我发现，惊奇墨水被认为是远东地区质量最好的墨水，不仅是派克钢笔用

户，几乎所有使用钢笔的人都在使用它。

 

向我介绍完这些产品后，阿莱克斯·齐默曼交给了我一份这些钢笔及其备件

的价格表。“按上面的价格销售，”他告诉我，“然后让客户直接给派克钢笔

公司开信用证。每笔生意，派克公司收到钱后，会汇 10%的佣金到石利洛洋行

帐户上。你每做成一笔生意，信用证核实后，”他继续说，“要把所有细节都

记在订货单上，然后复印三份，一份寄给我，一份寄给派克公司，一份自己保

留。”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但学起来并不困难。

 

每天下午走访过零售商、完成市场调查后，史德基先生和我都会放下手中的

工作，到 FOCC 的大厅喝点东西，几乎每次我们都会在那里遇到台湾贸易公司

的劳伦斯·克雷格、美孚石油公司经理白铁珊先生，以及加德士公司的赖先生

等人。我们便和这些新朋友坐在一起聊天。

 

大厅的另一侧还有几张桌子，坐着台北其他社会名流。他们中既有商界、政

界名人，也有斯班瑟·穆萨等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和合众社的记者，还有官方

或半官方的外国来宾，以及陈纳德将军的航空公司职员。有时还会见到一些高

层官员，例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郑彦

芬。

 

史德基先生在台期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和这些美国、中国的朋友们共进晚

餐，大厅可以提供汉堡、三明治以及玉米牛肉羹等味道不错的美食。三姐总是

手中拿着一个装着钥匙和笔记本的小包，急匆匆地走进来，坐在我们中间，待

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每当有她认识的人从身边经过时，她都会叫住他，向对

方介绍“我的弟弟”，请一定给予关照。

 

一天，我们在大厅里遇到了前上海市市长、蒋介石亲信吴铁成的公子吴幼

林（George Wu），三姐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乔治，这是我的弟弟九

皋，把你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你要象对待亲弟弟一样帮助他。”

后来我才知道，三姐结婚前，乔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她的男朋友。乔治以后

对我非常照顾，有求必应。

 

一个星期的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虽然派克钢笔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9 万

美元，但台湾严重匮乏购买必需品和资本货物所需的硬通货，派克钢笔将成为

最后一批允许进口的物品之一，而且只允许进口少量价格比较便宜的派克 21

钢笔。惊奇墨水可以进口，但新大昌文具公司老板唐金汉已经在筹划开办一家

生产墨水的小工厂，并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禁止进口惊奇墨水，有望不久后

获得批准。作为石利洛洋行的另一个重要客户，施贵宝公司的代表弗兰克·斯

莫尔金来台已两年，建立起了销售网络。其它物品，诸如手表、照相机和化妆

品同样被禁止进口，否则要交纳 50%到 80%的进口税和附加税。这就是史德基

先生所指的“苦活”。

 

 

* * *

 

接下来两个月，FOCC 成了我的家和办公室。还好，同屋同样常住的袁先生

不需要使用房间里唯一的书桌，他有自己的工作地点。史德基先生离开后，另

一张床被两个人交替占据，其中一位是略带神秘色彩的梁先生，他每隔一个半

星期左右出现一次，在这里住几天。梁先生总是很忙，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才

回来。我经常看见一些熟悉的面孔早上在门口迎接他，或晚上送他回来，他们

中大多是台湾外交部或其它机构的高级官员。最奇怪的是，每次他来，都会带

回香港一摞新签发的台湾护照。

 

在此期间，台湾对离、入境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我通过三姐申请到的许

可证属于入、离境往返许可证，只能待两个月时间。我是 6 月 26 日入境的，

因此必须在 8 月 25 日前离开，但这已经足以让我在史德基先生离开后，完成

整个报告。以后我肯定还需要再回来，不过三姐可以帮我办一个单程入境签

证，那时我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并申请把家人接过来。不过，这属于特殊

情况，必须有象任厅长这样的人做担保，担保我既不是共产党，过去也从未参

加过任何共产党活动。

 

每天我都要给史德基先生寄一份简单的书面报告，因此常常要请人给我的英

语润色。我发现我的室友梁先生英语读、写能力都很出色，他和合众社的袁先

生成了我的免费老师。梁先生和我成了好朋友，不久，我得知，他是驻香港的

台湾秘密代表。

 

 

* * *

 

史德基先生离开时，我们已经和台北所有主要文具商见了面。但台湾还有其

它城市、很多其他文具商。桃园的主要文具商是林木通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

台中是李春长先生，彰化和嘉义是蔡家康，台南的主要批发商是卢家两兄弟顺

水和顺港，而花莲则是台中一位名叫谢绍铭的零售商的势力范围。这些文具商

的规模都比台北大，但他们从未自己进口过商品，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需

要有人替他们做这种工作。

 

我还发现，派克钢笔的市场潜力其实要比派克公司或石利洛洋行预期的都要

大。那时的台湾人，闲暇时唯一的娱乐就是去看美国电影，或去吃冰淇淋或几

片西瓜，他们也需要精神上的满足，希望能拥有一些有品味的东西。派克 21

钢笔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点

教育，他们买不起过于贵重的东西，但派克 21 钢笔每支当时的零售价格只有

新台币 120 元，相当于 6 美元，这相当于级别最低的“二等兵”两个月的薪

水，虽然可能要省吃俭用一段时间，但能在军装的口袋上别一支派克 21 钢

笔，让著名的箭形笔夹露在外面，也值了。

 

有几次我曾单独到衡阳路和重庆路做现场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文具店，

还是书店，派克钢笔专柜的生意都非常好，人们围在柜台前，外面狭窄的街道

上还有很多人排着长队。

 

在 FOCC 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我过得很愉快。史德基先生给我留了 200 美

元，作为我个人零用，其它所有支出都由公司报销。每天下午工作完后，有时

我会到三姐的办公室，等她一起吃晚饭，如果她不在，我会到 FOCC 大厅，和

朋友们一起聊天，并结识新朋友。FOCC 大厅是那时最好的交际场所，每天下

午，这里都是台北，甚至全国最忙碌的茶室。

 

在三姐办公室，我认识了很多重要人物，为了有机会和厅长见面，他们都想

给三姐留个好印象，于是就给我讲很多我甚至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三姐则一直

想安排我和她的年轻女秘书路小姐约会。路小姐是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她的

父亲是任厅长的朋友，曾是上海一位很有名气的律师。我把和履昇的关系告诉

了三姐，她开始用她惯有的直接、认真，有时甚至有点不留情面的方面盘问

我，“你们在大陆结过婚了？”

 

“没有，”我回答说，“我们想离开大陆，然后再结婚。”

“你真的很爱她？”

“是。”

“你想不想利用这个机会留在台湾，和她分手，再找别的姑娘？”

“不！”

 

三姐明白了，但在这件事上，她还是有她自己的看法，对我的决定最初有点

不以为然。不过，最后她还是让步了，答应帮助履昇以家属的身份，申请到台

湾的签证。“但是她到了以后，你们必须马上结婚！”三姐命令道。

 

三姐的先生李炳瑞经常在周日来和我一直吃午饭，同来的还有他们 6 岁的女

儿弗雷达（Freda）。他们两岁的儿子还太小，只能留在家里。

 

李炳瑞在政界朋友众多，他们也经常到 FOCC 来，他在这里感觉就象在家里

一样。虽然他是一个在加拿大长大的广东人，但祖上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好几

代，对于三姐在厅长家的那种东方情调家庭聚会，一大堆老太太、表兄表弟、

表姐表妹、连襟妯娌用当地方言聊天、打麻将，并不太习惯。

 

周日或节假日时，通过室友袁先生，我认识了很多记者，他们经常告诉我

一些关于蒋介石以及他的家人不能公开发表的故事。例如，蒋介石对待手下的

将军时，经常用脚踢他们的屁股或腿，或者用手杖狠打他们，让他们立正。能

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人，迟早都会得到提升。

 

我和记者们一般在大厅或楼上的餐厅一起吃午饭。有时，我会用石利洛洋行

寄来的丰厚补贴，做东请他们。作为俱乐部的创办人、主要董事之一，每当穆

萨先生在 FOCC 吃饭时，经理和厨师都会给予他特殊的照顾。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牛排总是比其他人要大。当时，FOCC 的牛肉是由美国海军物资供应站专门提供的，质量自然是台北最好的，或许是限量供应的缘故，牛肉、牛排一般都不大。因此，大块的通常只留给那些重要人物，于是，人们就把大块的牛排戏称为“斯班瑟·穆萨”。

 

一次，马将军要了一份牛排，但牛排很小，他怒气冲冲地端着盘子找到经

理，大声喊道，“我要一份‘斯班瑟·穆萨’！”所有人哄堂大笑。

 

 

* * *

 

好友潘的姐姐潘家璜的住地距离 FOCC 并不远，和任厅长府邸只有数门之

隔。那里共有大约 60 幢带花园的别墅，最靠前、面积最大的一套居住的是当

时的财政部长严家淦。严家淦是潘家璜丈夫席与中的远亲，由于两家都身居要

职，因此关系非常密切。

 

每次到席家，我一般都会留下来吃晚饭。席家在台湾有很多亲戚、朋友，我

也因此得以认识更多的人，包括严家淦的家人。

 

席家很有钱，准备的食物也很丰盛。饭后，女士们会坐在一起打麻将。但与

中和我一样，也不喜欢赌博。他先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总

是很自豪地把他和他的双胞胎弟弟在此期间的影集拿出来给我看。其中一本影

集中有一张《纽约时报》的剪报，上面是兄弟俩刚到纽约时的照片。那时战争

还未爆发，他们乘坐邮轮从剑桥到哈佛继续深造。两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字，

“中国双胞胎，谁是谁？”

 

席氏兄弟的父亲是地位显赫的纽约中国银行总经理，为宋子文工作了一辈

子。但我在和与中的交谈中，总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后来我才知道，他和他

的双胞胎弟弟分别追求过宋子文三个女儿中的两个，但宋子文没有同意。他的

弟弟大受打击，随即精神失常，变得谁都不认识，后来与中也疯了，不过程度

要轻一点。据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双胞胎现象”。最后，兄弟俩都被送进了

精神病院。一段时间后，与中被允许出院，回到了苏州，并与潘的姐姐潘家璜

结了婚。尽管事情过了很多年，但与中仍未完全康复，他再也恢复不到从前的

样子了。

 

* * *

 

奉史德基先生之命，阿莱克斯·齐默曼来台北帮助我开展工作，我们开始把

FOCC 既做住处，又做办公之用。阿莱克斯只有高中学历，但非常精明，我们俩配合得很愉快。初次一起工作时，虽然他未明言，但从他的身体语言上，我可以感觉到他作为英国人的优越感，正如他在香港时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一样。

 

例如，他称呼我“任”，而不是“丹尼斯”，与经销商交谈时，姓名前从不

加“先生”，而是直呼“金”、“唐”等等。石利洛洋行的其他经理都不象他

这样。

 

阿莱克斯和我开始为公司选址。那时台北待租的空房很多，办公楼还没出现

高楼大厦，大多是两到三层的独立式建筑。美国公司或规模较大的中国公司通

常会占据整幢楼，我们的目标是找一幢三层小楼，一层为办公室、展厅和维修

服务中心，二层为仓库和会议室以及我的餐厅，三层为卧室。

 

我们找到了一幢楼。著名儿科医生张时聪刚刚买下这幢楼，正在招租。它位

于新商业区中山北路二段，和台湾贸易公司以及卫利亨特公司在同一条街，距

离美国公司只有几步之遥。阿莱克斯和我都很满意。

 

和以往一样，阿莱克斯和我下班后仍会到 FOCC 大厅和朋友们喝酒聊天。一

天下午，我无意中听到阿莱克斯和施贵宝制药公司代表弗兰克·斯莫尔金以及

其它几个外国朋友的谈话。当时他可能喝了点酒，他说，“石利洛洋行在香港

的生意很兴隆，但经营的大多是一些被台湾人认为是奢侈品的非必需品，而我

们在这里唯一能做的就是从事每年只有大约 9 万美元的钢笔生意。”他继续

说，“对石利洛洋行来说，现在是一个机会，可以设立一个新公司。这是派克

公司的要求，他们是我们重要的客户，我们必须按他们的要求办。史德基先生

会任命一名分公司经理，无论是我，还是埃里克·布鲁斯特莱恩，这都是一个

晋升的机会。埃里克的级别比我高，但我是派克钢笔部的负责人。”

 

那天晚上，我坦率地告诉阿莱克斯，他很有可能得到这一职位，因为要进口

手表以及其它台湾严格限制进口的产品将非常困难，台湾硬通货匮乏，对诸如

此类的奢侈品要征收很高的税，致使进口成本太大。我接触过几位手表销售

商，包括钟表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从他们那里得知，现在商店里销售的所有手

表都是走私进来的。

 

接着我告诉他，离开上海时，我曾和克洛克提出过两个去向，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新加坡。直到现在，我仍寄希望于这两个地方至少有一个签证能获得批

准。 “我发现在台湾没有什么前途，”我说，“这里就象一个小县城，太落

后了。”

 

阿莱克斯什么也没说，但我的话似乎使他改变了主意。不久，他就离开

了台北。后来我得知，阿莱克斯之所以想争取这个经理职位，主要是想过一种

舒适的生活，有机会和那些美国经理以及其他外国公司主管来往。至于工作，

具体事务将由“任”来完成，而他只负责宏观上的管理。

 

不久，在三姐的安排下，我见到了钟表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蔡水龙先生，他

和家人后来成了履昇和我的好朋友。水龙有一家手表批发店，他手下的推销员

曾先生非常能干，是本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水龙在台北市中心还拥有当时

唯一两家百货公司中的一家，但规模很小，售卖一些廉价的衬衫、外衣，以及

种类有限的家庭日常用品。

 

我还认识了其它公会的理事长，工业化学产品批发商蔡万春先生就是其中之

一，他后来和三个弟弟一起，在银行业、保险业以及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取得了

很大成功。他的弟弟蔡万霖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富豪。

 

吴火狮先生是我认识的另一位商界领袖，他经营的是纺织品和针织品，后来

创建了台湾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现在在他的两个儿子的管理下，愈发兴旺发

达。吴先生去世时只有 60 多岁，同样死于心脏病发作，很大原因是日夜操劳

造成的。

 

通过三姐的介绍，我还认识了很多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高层人物。那

时的他们很友好，也很平易近人，由于经济规模相对来说还比较小，“部长”

们对那些正在做贡献的商人的态度并不象今天这样疏远、冷淡，“总统办公

室”和“经济部部长”办公室有时甚至会亲自给我打电话。后来，很多当时的

政府官员都直接参与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我们都是早到者，一起度过了台

湾最困难的时期，并亲眼见证了台湾经济的起飞。

 

 

2，创立林麦

 

不久，沃尔特·石利洛先生（V.W.Shriro）到香港视察。他批准了史德

基先生提名我为台北分公司经理的建议，但同时决定，鉴于台湾市场潜力不

大，公司不得使用“石利洛”名称，而是使用“林麦”。林麦是一家注册在石

利洛纽约分部的公司，但迄今没有做过任何生意。公司董事们已经同意我以林

麦之名，在台北从事经营活动。

 

沃尔特·石利洛先生是石利洛洋行创建人雅格布·石利洛（Jacob Shriro）

先生的儿子，当时，石利洛家族在很多国家都设有公司，包括日本、中国、香

港、新加坡、马拉西来和印度尼西亚，在亚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帝国。此

外，公司在美国、瑞士、德国以及英国还设有办事处。

 

我的老板克洛克先生与沃尔特·石利洛年龄相仿，是雅格布先生的忘年之

交。二战期间，雅格布先生被关在海防路集中营时，克洛克先生经常去给看望

他，给他送吃的东西，直到战争结束。

 

当时，沃尔特·石利洛先生正在瑞士求学，他在英语、法语以及俄语（他的

母语）方面展现了非凡的语言能力，雅尔塔会议期间，曾被选为斯大林元帅的

翻译，参加与丘吉尔以及罗斯福的会谈。石利洛的确是一个才华横溢、人才辈

出的家族。石利洛洋行的子公司林麦就是以沃尔特的女儿琳达（Linda）和儿

子麦克（Mark）的名字命名的。

 

收到成立林麦公司的指示后，我把所有法律文件都交给了律师，准备在 8 月

20 日，即我的签证到期前三天离开台北。之后，我开始撰写报告，总结 8 个星期来在台湾的市场调查。报告共两份，一份是对台湾的总体印象，另一份是专门关于派克钢笔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为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用于维持和恢复经济。但

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必需品和资本货物，石利洛洋行所售的物品，包括手表、

照相机、丝袜、香水以及小家电等，都不在进口之列。台湾的出口货物只限于

农产品，主要是出口东南亚的糖、香蕉、罐装菠萝以及一些中国食品。为了帮

助台湾，日本同意按以物易物的方式从台湾进口糖，虽然无法赚取外汇，而且

价格稍高，但台湾由此可以从日本购得基本的原料和机器设备。由于历史的原

因，台湾商人与日本厂商大多熟识，可以直接与他们交易，因此，无论是石利

洛，还是林麦，在此类商业交易中均无立足之地。

 

尽管如此，我还是找到了两个可能的机会。经过努力，我的第一位台湾朋

友、钟表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蔡水龙先生答应通过合法途径进口手表，并准备先

向石利洛洋行发两份定单，定购 1000 块低价格手表，分别是 Cortez 和

Fortis，这是两种在香港面向普通用户的品牌，我建议他各定 500 块。

 

埃里克告诉我，我不必知道石利洛洋行这样的进口商是如何赚取利润的，也

不要问任何问题。他还告诉我，蔡先生定购的手表，价格也要定在 40 瑞士法

郎，同样我也不要问任何问题。

 

但是，要进口这批手表，蔡先生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特殊进口许可

证”，因为手表属于“限制产品”。当时，人们可以进口“时钟”，但不能进

口“手表”，这是一种很令人费解的限制措施。正常情况下，蔡先生必须带着

正式的书面申请，先去找财政厅贸易科的小办事员，然后逐级办理。但有了

我，这些繁文缛节都省了，我直接请他们的老板郝先生帮忙批准了他的申请。

 

返回香港时，我带了两份进口许可证，每份 500 块手表。史德基先生非常高

兴，这桩生意持续了大约一年，直到蔡先生因为其它事情和股东发生争执，公

司被迫关闭。

 

 

* * *

 

律师事务所的经历告诉我，文字工作很重要。石利洛洋行为了派克事务把我

派到台湾，并向派克公司做了通报，现在我在台湾已经一个月了，最好的汇报

办法是写一份完整的报告，并由石利洛洋行呈交给派克公司，让他们对台湾尽

有可能多的了解。很幸运，神秘室友梁先生此时刚好在台湾，帮助我润色英

文。

 

派克公司当时的主打产品派克 51 由于价格太贵，不可能获得进口许可证，

因此市场上的所有派克 51 都是走私进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让政府承认这样

一个事实，即派克 51 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派克 51 是二战期间发明的，问世后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台军人的喜爱，对于

这些在战争中饱受煎熬，但却没有太多物质享受的人来说，派克 51 可以给他

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当时，台湾至少有 50 万以上的人在使用派克 51 钢笔。无论是石利洛洋行，还是林麦公司，都为能代表派克公司来到台湾，并在此设立办事处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努力将使政府明白，为什么派克 51 的广告每年都会在台湾的报纸上

出现几次，因为它是派克公司为了维护其品牌意识而实施的全球推广计划的一

部分。台湾政府和派克钢笔公司还应该明白，每年进口的钢笔数量，其价值远

远高于官方记录的 9 万美元，无论是旅客带进来的，还是走私入关的，事实就

是事实。

 

我进一步指出，政府及派克公司必须解决派克钢笔零备件的问题，进口清单

中应该包括派克 51 的备件，目前人们使用的钢笔不久就会面临售后服务的问

题。我在市场上还发现了很多派克钢笔赝品，石利洛洋行或林麦公司必须在当

地政府的协助下，对这种情况进行制止。

 

报告很成功，不久我收到了阿莱克斯·齐默曼代表史德基先生发来的回电，

恭贺我准备了一份内容如此详实的报告。并告诉我，派克公司看过我的报告

后，很快就给香港的史德基先生发来信函，正式授权台北林麦公司为为独家全权代理。

 

 

3，特别的婚礼

 

8 月 20 日，我离开台湾，三姐已为我办好一份单程入境许可证，我将于 9

月 1 日回来，随即获得永久居住权，成为中华民国公民

。

离开的前一天，三姐和我进行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任家是宜兴的一个名

门望族，”她说，“但是，我们现在和所有亲属都失去了联系，除了显群厅长

和他的五弟逸才，就只剩下你和我了。我和显群以及大阿妈（显群的母亲）聊

过好几次，我们是关系最密切的亲戚，一起从大陆逃到了台湾，我们应该同心

协力，显群和逸才以后也会和我一样帮助你，你不必担心。”

 

“我已经把你获得再入境许可证的事情告诉了显群，”三姐接着说，“你的

母亲和履昇的入境许可证不久也会办下来。战乱时候，很多人不举办婚礼就住

在一起，就象你们俩一样，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但是，仪式还是要尽快举行，

因为在台湾，你会参加很多活动，遇到很多重要人物。”

 

1952 年 9 月 1 日，我回到了台北。一个星期后，履昇也来到了我身边。本

来，她是想和我母亲一起来的，但后来发现我母亲的签证被耽搁了。履昇最小

的妹妹当时年仅四岁，出生后一直由我母亲照顾，就象我的亲妹妹一样，这次

来台湾，母亲也想把她带来，为此，她必须先办理好收养手续。

 

与此同时，三姐已经开始着手为我们筹办婚礼。“大阿妈让二哥（显群）安

排你们的婚礼。”她告诉我，“大阿妈喜欢你，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二哥也

很乐意这么做，但他不能把婚礼搞得太隆重，因为他是一个名人，不能让所有

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弟弟要结婚了。”

 

“我们也不希望婚礼太隆重，”我说，“这里有很多友安将军以前的旧部

属，我们不想麻烦他们。你知道，他们中很多人战后都被蒋介石关进监狱一、

两年。”

 

关于往事，我们就此打住，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能谈论政治。我们同样知道，

当地报纸一直在关注任厅长的一言一行，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演变成一则故事。

三姐最后说，“时间定在 9 月 9 日，日子是大阿妈定的。”

 

回来后我把消息告诉了履昇，她不禁喜极而泣。按中国的传统，包括在西方

文化刚刚有所影响的台北，未婚同居虽然不会被“谴责”，但仍“难以接

受”。

 

我们开始布置新房兼办公室（公司定于 1952 年 10 月 1 日开业）。在 9 月 9

日这个重大日子来临前的那几天，我们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紧张地等待着这

个“意外婚礼”。所有准备工作我们都没有参与，甚至连结婚戒指都没买！

 

9 月 9 日一大早，我们还在准备购买更多的家具。上午 9 点，三姐来到我的

办公室。对于她这种风风火火的风格，我早已习以为常。

 

“显群已经安排今天晚上在家里举行一次聚会。你们要做好准备！我们邀请

了很多客人，包括一些亲戚以及显群的朋友和下属。你们要打扮一下，穿上最

好的衣服。告诉履昇，她没有结婚礼服和婚纱，因为战时我在重庆，也没

有。”她半开玩笑地说。

 

说完，她就匆匆跳进财政部分配给她的那辆旧汽车，上班去了。

 

傍晚，我们到达显群家时，发现 6 张铺着桌布的圆桌上已经摆好了杯子和

碟子，一名从饭店请来的厨师和几名侍者正在准备食物。另外还有五、六十位

早到的客人，其中大部分是厅长的同事和下属。他们从三姐那里得知，厅长请

他们到家中参加一个重要的家庭活动。很多人都以为是生日，说笑聊天之际，

都不断地问，“谁的生日？”

 

还有些客人没到，其中很多都是我熟知的，包括任厅长手下的各科科长及他

们的夫人、大阿妈、厅长夫人、五哥逸才和五嫂。

 

李炳瑞和其他几个人笑着把履昇和我迎了进来，他们是我们的婚礼见证人，

知道事情真相。另外两间屋里有几位太太正在打麻将。很明显，这里要举办一

个活动，但是什么活动？可以肯定不是厅长的生日，和屋里的太太们似乎也没

什么关系，厅长本人现在甚至还没有露面，这让到场的客人都有点不明所以。

 

至于履昇和我，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却不知道是如何安排的，

无章可循。我们既紧张，又有点难为情，还好，没有人比平时更注意我们。

 

显群的母亲大阿妈把履昇和我叫到她身边，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履昇，她对履

昇说，“你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一定很爱九皋。过去我和你的父母很熟悉。”

 

之后，五哥和夫人也过来和履昇一起说话，我则和郝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科长

闲聊。但是主人在哪里？显群仍未露面，所有人都在等着大老板的出现。

 

直到晚上近 7 点半，显群才匆匆走进来。他大声把所有人叫到一起，然后直

接走过去，站在母亲身边，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我要给你们所有

人一个惊喜！”他宣布道，“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惊喜的人！经常给我的

母亲和妻子带来惊喜！”

 

说完，他面带神秘的笑容看着母亲和妻子，但他的妻子似乎并不太喜欢他的

笑话。“今天我要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一个惊喜！这不是一个生日聚会，而是一

场婚礼！主角就是九皋和履昇！到这来，小老弟。”

 

我握着履昇的手走过去，她几乎迈不动步，脸羞得通红！事实上，我们俩人

都有点局促不安。没等我们回过神来，三姐已经请大阿妈坐到中间的椅子上，

然后让履昇和我跪在她面前，接受她的祝福。作为一家之长，大阿妈代表我母

亲，用她的祝福批准了我们的婚姻，这是传统礼仪的一部分。履昇和我跪在她

面前，泪流满面。

 

婚礼正式开始了，首先由显群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除了恭喜我们，

还给予我很高的评价。他谈到我们在宜兴的家族背景，谈到对履昇父亲的仰慕

之意。他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非常诚恳，讲完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

声，一半是献给他的讲话，一半是献给我们的婚礼。

 

三姐有一本红色的结婚证书，封面上绘着一对舞动的龙凤，里面已经填好了

我们的名字和日期。桌子上另外摆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结婚证副本，李炳瑞和

几位级别较高的科长拿出他们的私人印章，逐一在结婚证上盖上红色的章。三

姐为我和履昇也各准备了一枚印章，很可能是在前一天，甚至当天晚上刚刚准

备好的。我们把印章交给三姐，由她在结婚证上盖章。履昇和我都忍不住又流

泪了。

 

婚礼很热闹，显群带着履昇和我到各桌去敬酒，每到一桌，履昇和我只是稍

稍抿一下，而他却和每一位男性叫板干杯。虽然那天准备的是普通的中国绍兴

米酒，但他却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足足 30 多杯。之后，他就匆匆离开了。以前

在其它场合我也见过他这么喝过酒，但我知道他的酒量其实并不大，离开时，

我看见他已经满脸通红了。

 

我要感谢大阿妈和二哥为履昇和我做的这一切。在我离开中国大陆来到台

湾，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是显群给了我大量的帮助。除了这些帮助，他在台

湾人中的好名声也让我感到格外自豪和自信，很多知道我们关系的人都会给予

我特殊的照顾，因为他们知道，任厅长是台湾最好的官员之一。二战结束后，

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前，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民不得不应付蒋介石派来的众多

贪官污吏。但任厅长在任职于台湾政府的三年多时间内，却得到了人们的交口

称赞。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出于礼貌，我们一直待到很晚，等着大阿妈和她的朋友

们打完麻将，虽然她一再让我们先回去。婚礼仪式已经进行完毕，我们又没有

外出度蜜月的计划，所以根本不用着急离开。三姐也一直陪着我们，准备把我

们送回家。离开时，我看见三姐扶着大阿妈，眼睛里也含着泪水。这是很罕见

的事，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大多数客人离开后，三姐开车把我们送回了家。我久久地握着她的手，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履昇禁不住又掉下了眼泪。

 

 

* * *

 

结婚以后，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不用再担心

战争的威胁。军阀混战、抗日战争、长期内战，从我童年时代起，战争就成为

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第一次不再担心受怕。

 

初到台湾定居时，按规定要登记注册，做为兵役训练的“预备人员”。注

册官员授予我“一级炮兵”的军衔，在 35 岁之间，随时要准备听从政府命

令，参加训练或服兵役。幸运的是，此后一直没有战争发生，我也没有接到任

何征召命令。

 

结婚两年后，履昇想回香港看望她的父母，这也是她结婚后第一次回去，她

的家人都没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件应很简单的事情在那时却非常困难。

1954 年 12 月，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回家探亲”一事再也不

能耽搁了。台湾还处于军人统治之下，首先我们要申请一张出入境许可证，但

作为一名一级炮兵，我需要一张“店铺”担保，但这家“店铺”不能是一家

“有限公司”，而必须是一个单独拥有的“企业”。担保人的责任是，一旦我

不回来，他就要入狱坐牢。最后，我的朋友蔡水龙帮助我找到了一家规模很小

的私人所有手表店，尽管店主并不认识我，但还是答应做我的担保人。

 

后来，为了解决担保人问题，我们想出了一种更便利的方法。几名销售商在

他们的“店铺”内，成立了一家“子店铺”，以某位雇员的名字为店主。虽然

20这家独资的小“店铺”注册资金只有 1000 台币，相当于 40 美元，但必要时，足以为所有人提供签证申请担保，其中当然也包括履昇和我。

 

履昇和我还需要做的是申请一张去香港的许可证。当时我还不认识英国驻台

北副领事，我们获得台湾的“重新入境”许可证后，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

把去香港的签证办下来。

 

我们到香港的时间是 1955 年 3 月，履昇的父母很高兴，因为我没有让他们

失望。虽然我并不富裕，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年轻的我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

经理，开始自己的事业，他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女儿对新婚生活很满意。他们

叫来了在香港的所有亲戚，在饭店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一天，我提出想去浅水湾过周末。老头子当即决定，他、履昇的母亲、履昇

以及我大家都去，并在浅水湾旅馆过两夜。那是一家古老而优雅的欧洲旅馆，

巨大的卧室明显带有旧时风格，环境一流，我们都很满意。

 

直到此时，我才得以给履昇买一枚小小的钻戒。那时的中国女孩都喜欢

真正的钻石，以前，履昇的父母曾经给她一枚戒指，但为了表示愿意和我这个

穷小子同甘共苦，在来台北之前，她把戒指还给了她的父母，并以此向她的父

亲表明，她可以和我一起白手起家。

 

 

4，任显群：台湾经济推手之一

显群是一个名人。在宜兴时，他们家是任氏家族中最富有的，在最繁华的南

大街有一座四周高墙耸立、面积很大的宅院。

 

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所住的老宅位于西大街。老宅已经非常破旧了，

但却没钱修补。显群家在他的祖父发财后，早已搬出了老宅，另外盖了新宅。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如何发财的，但据说新宅里有 30 多间屋，分为 5 套，显群

的父亲和其他四个弟弟每人一套，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式花园。但在宜兴

的 9 年中，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显群的母亲来台湾前，一直住在这个大宅院里，显群和他的兄弟们则被送到

上海或海外求学。显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二战期间，他负责将部队的弹药补

给运送到对日作战前线，由于战功卓著，30 多岁时就被晋升为中将军衔。后来

任杭州市市长。1948 年底，在战争、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危机的多重摧残下，蒋

统区的城市乡村早已疮痍满目，显群被誉为少数几个年轻有为的官员之一，报

界，包括一些左翼报纸，赠他以“死水中的活鱼”的绰号。

 

声名远播的显群不久被当时的台湾省长吴国桢选中，出任省财政厅厅长一

职。上任后，显群不负众望，整顿税务系统，筹措钱粮，很好地解决了难以计

数的政治官员以及近百万军人、平民突然涌入台湾时，财政拮据的困境。

 

但是，显群没有特殊的学历背景，他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法学院。这是一所

不太知名的学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女子高中任教，工作后的

第一年，他就爱上了班中的一名女学生，这名女学生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我

们的二嫂。

 

当时正值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国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在人们的印

象中，老师应该是很严肃的，就象父亲一样，和自己的学生谈恋爱无疑是一桩

违背伦理道德的丑闻。但显群很有勇气，他带着恋人离家出走，一起去了日

本，几年后才回到中国。显群是一个非常聪明、好交际的人，也正是因为如

此，他才能化解各种矛盾。

 

很多人都喜欢他，即使在他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之际，也从不板着脸会见

人。但 1953 年，他的顶头上司、台湾省省长吴国桢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发

生了权力之争。曾经留学美国的吴国桢希望蒋介石能实行政治改革，更多地引

进美国的办事方式，使台湾变得更加民主。他甚至建议蒋介石把他的儿子送到

美国深造，学习“美国民主，力求未来发展”。事实上，他的目的是想让蒋介

石把他的儿子、未来的接班人“自我流放”，以此将蒋经国排除在台湾政治舞

台之外。在蒋介石军事独裁时期，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吴国桢的夫人是

宋美龄的干女儿，也是最为信任的人之一，但仅凭这种关系就想成为蒋介石的

继任者，显然是妄想，即使他有美国人的支持。

 

最终的结果是，吴国桢被迫辞职。在此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被置于特工

的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陷入麻烦甚至危险。后来，是他的夫人亲自向宋美龄求

情，夫妇俩才被允许前往美国。他们的儿子被送到了吴国桢的岳父家，直到很

久之后才获准离开。吴的岳父则一直没有离开台湾。

 

接替吴国桢出任台湾省省长的是前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他既是显群的朋

友，也是关系密切的同事。在蒋介石刚到台湾，急需资金来源的时候，俩人经

常一起到蒋介石的官邸共进早餐，商讨资金问题，而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金融

市场和财政预算的稳定。在吴国桢任省长时期，经过显群的努力，已经取得了

很大成效。吴国桢辞职后，俞鸿钧曾三次亲自登门拜访，请显群留任。但显群

都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省长辞职，厅长也应该辞职，这是一条不成文的

规定。

 

但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显群与小蒋的关系也不好。蒋经国与显群同时爱

上了顾正秋——当时台湾最著名的京剧演员。她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这种

事情在台湾社会很常见，没有人会把它当真。但显群想和顾结婚，而蒋经国的

目的只是把她当成“情人”、“躲在幕后”。

 

虽然两人都已经有家有室，但这不是问题。据说，吴国桢的岳父黄先生家住

在一个小巷子里，对面就是顾正秋小姐的住处。黄老先生经常看到蒋经国和显

群在不同时间出入顾小姐家，于是多次警告显群，离“太子”的女人远一点。

但显群已经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显群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时不时地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举动的人。因此，

当顾正秋最初以他已有妻室和孩子为由，拒绝他时，他请出了他的母亲来帮

忙。

 

据顾正秋在显群和蒋经国均已过世后写的一本自传透露，一次，显群的母亲

大阿妈突然登门拜访，虽然她不知道说什么，但还是接待了这位可敬的老太

太。老太太坐到她身边，握着她的手，用非常慈祥的语气说，“显群有一位叔

叔，是他父亲的亲弟弟，去世时没有孩子。按咱们中国习俗，显群可以再结一

次婚，再娶一个妻子。如果你和他结婚，我们既不会把你当成‘姨太太’、

‘二房’，也不会把你当成‘妾’，一样会称呼你‘太太’。”

 

过去，有这样的传统，男人可以娶两房太太，以同时继承“父亲和叔叔”的

香火，一子双挑两头大。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每位“二房”在她的

朋友中都会声称，她不是“姨太太”，而是一位“两头大的夫人”！

 

我相信显群与顾正秋之间的爱情是真实的。抵台北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正

在与一些朋友吃晚饭，三姐突然闯了进来，把我们拉到一家剧院，坐在前排中

间位置观看顾小姐的表演。通常，这样的演出很难买到票，除非你提前很长时

间预定，而要定到象我们这样的好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是显群因为公务

繁忙不能来，临时让三姐把履昇和我叫来填补他的座位。后来，我们在台北定

居后，每次回香港探亲，三姐都会让我们捎一些服装回台北。这些服装都是定

制的，非常漂亮，但无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适合三姐这种年龄的女性穿。

 

婚礼最终还是举行了。显群组织了一次意外聚会，邀请大约十几位朋友参

加，其中包括前省长吴国桢的岳父黄先生，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几位名

人。家人中，被邀请的只有大阿妈和显群的弟弟逸才夫妇。显群事先没有向任

何人透露邀请他们共进午餐的原因，客人们陆续来到他为顾小姐准备的新房子

后，也没有举行其它仪式，而是直接宣布举行婚礼。在他的力邀之下，黄老先

生和那位法官勉强在早已准备好的结婚证书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随后，显群

发表了自己的结婚感言，虽然在场的来宾或多或少都有点尴尬，但他们还是善

意地接受了他为他们准备的这个“巨大惊喜”。

 

此后几个星期，显群对结婚的事一直秘而不宣。谣言传得很快，但他和他的

新娘始终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在此之前，他的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去了美国。

顾小姐在完成最后一次演出后，正式宣布退出舞台，将主角的位置让给了师妹

张正芬小姐。

 

几个月后，张正芬也结婚了，并在中国空军俱乐部举大摆酒宴，邀请了很多

政界名人参加。显群夫妇也收到了邀请，他们决定参加。正式仪式过后，显群

过去和同事们打招呼，而顾则和她的朋友们在大厅的另一角聊天。这时，绰号

“王老虎”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和一个京剧票友强行把显群和顾拉到一起，坐

在照相机前，让在场的报社记者拍照。王老虎是一个随和而粗俗的人，喜欢开

玩笑、起哄。照片很快就出现在各大报纸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几天后，

蒋介石经常看的国民党官方报《大华晚报》刊登了其中一部分显群和顾的照

片，并配发文章。由于显群是一个名人，记者们给予了太多的报道和宣传，这

使得蒋介石既愤怒，又嫉妒。

 

没有人谈及小蒋，但据说蒋介石非常生气，因为他知道顾是他儿子“喜

欢”、“想要的人”。不久，他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显群逮捕入狱关了一年

多，直到蒋介石冷静下来后，才被保释出狱。但显群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了，

除了家人外，他被禁止会见任何人。他获释后，我曾见过他几次。在顾后来所

写的书中，她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在蒋介石特工监视下的艰难生活。显群甚至被

禁止从事任何活动，也不复在台北市内设立任何办公处所。

 

所有这些并没有让显群一蹶不振，仍和以前一样精明、开朗。在银行界朋友

的资助下，他远离台北市区、阳明山后面一个名叫金山的偏僻地方买了一大块

土地。金山背向台北的一侧是著名的度假胜地北投，那里以温泉、女服务生以

及舒适的日式旅馆和酒吧而闻名。

 

山的背后是金山，既没有路，也没有市政供水、供电，此外，虽然它靠海很

近，但显群买的地并不能看不到海。那里到处是森林灌木，土地贫瘠，没有人

烟。不过显群很满意，他决定和顾隐居在此，并开始着手把它开垦为一个巨大

的农场。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时任中美商会主席的劳伦

斯·克雷格给他带来了种植草莓所需要的种子和设备。当时，台湾还不能生产

草莓，为了满足部队需求，美军不得不空运草莓到台湾。显群努力说服当地人

用新鲜的草莓熬制果酱，但由于普及程度有限，成效并不大。

 

显群和顾正秋婚后最初几年就这样在山上以一种自我流放的方式度过了。他

们很少到市里，在此期间，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有几位仍和他们保

持来往的政府高级官员有时会来看他们，但由于没有路，再加上距离市区有一

段距离，这给他们的朋友们上山增加了很多困难。

 

10 年后，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显群和他的同事们

早先奠定的基础，土地价格也随之扶摇直上。房地产开发很快从阳明山发展到

了显群的农场。显群把他的土地一点点卖掉，成为一个富有的开发商。

 

随后，他在台北市郊开了一家中兴百货，那里人口稠密，是一个繁华的新兴

中产阶级住宅区。此外，他还收购了一家生产玻璃板和其它玻璃产品的大型上

市公司。

 

这期间，大阿妈已经去世，三姐则去了华盛顿，为了方便儿子、女儿上学，

他们决定定居在那里。我没有去看她，当时我正和其他台湾商人一起，忙于扩

大出口贸易的规模，我不得不经常到其它国家去，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建立出口

联系，从最初的香港、新加坡、泰国，逐渐发展到其它亚洲国家。

 

1975 年，为了开发韩国市场并找一位好的经理，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韩

国。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台湾报纸，是三、四天前的。过去两年，由于身在

他乡异国，加上事务繁忙，我很少有机会看台湾报纸，加起来可能也只有两、

三次。我也没有时间拜访生活在那里的其他台湾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在汉城的

外交官。

 

我把报纸带回到当时唯一的一家现代西式宾馆——朝鲜宾馆，准备在睡前阅

读。但本地新闻一栏刊登的一幅显群的照片却让我大吃一惊，由于长年酗酒嗜

烟，他已经因肺癌而去世，年仅 64 岁。

 

虽然我到台湾前，显群并不认识我，但此后我们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我能

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年他通过三姐给予我的帮助。对此，我

永生难忘。

 

 

5，摸爬滚打初的日子

 

中国有句谚语：“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年的我只身一人到台湾闯天下，在

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对风俗人情一无所知，不知道业内行规，不知道如何从

银行贷款，也不知道如何去信任和自己打交道的人。但是当你不会游泳却被到

一个水塘里时，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后，你往往能牢牢掌握游泳的技巧。

 

首先我需要请一名秘书和一位会计，朋友蔡水龙给我介绍了一个年轻女孩王

惠子，我聘请她为簿记员兼办公室助理。她是我的第一位雇员，带着妻子和我

到台北的家具市场购买了一些廉价的家具和少量简单的办公桌椅、橱柜等。我

把我的大办公桌放在一层面向窗户的一端，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大街。这是最

显著的位置，坐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就象一位真正的“大班”——大老板。

 

后来在和国营台湾菠萝公司接洽时，接待我的部门负责人潘芸生对我的新公

司很感兴趣，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并把他的妻子介绍给我，我聘请她做我的秘

书。潘还给我介绍了一位马先生，35 岁，曾在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工作，经验丰

富，熟悉中、低层政府部门，他成了我的会计，同时兼任我的助理，帮助王小

姐建立簿记系统。

 

1952 年 9 月，林麦国际台湾公司正式在台北中山北路二区 89-1 号成立。但

营业执照直到 10 月 1 日才办下来，算是我们正式的开业时间。

 

在生意场上，我只是一个经验有限的新人。不过，之前在石利洛，还是学到

了很多有关出口贸易以及如何与银行打交道的宝贵知识。现在在台湾，林麦公

司已经起步，从事派克钢笔和手表进口贸易。我很清楚，即使生意亏本，我也

可以请求石利洛香港公司的支援，还可以通过三姐的关系，找其他人帮忙。总

之，我不害怕跳进水里学习游泳。

 

我也感到很幸运，需要时，随时可以敲开那些高层人物的门。

 

我开始向一些文具商店推销派克钢笔。我有足够的时间，白天和文具商洽谈

生意，晚上则和妻子履昇一起四处走走。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商店或工厂，有生

财之道的人，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另寻捷径，扩大生意规模。

 

履昇开始到派克经销商的家中和他们的夫人打麻将，并很快成了常客。她们

平均每星期要打两到三次，每次去接履昇的时候，我或者和她们一起吃晚饭，

或者邀请她们到我们位于办公室楼上的家中打麻将、吃饭。

 

我的手表经销商只有一位，那就是蔡先生。财政厅贸易科是主管私营企业的

主要部门，虽然我认识他们的郝科长，但他手下的其他四、五个人，蔡先生同

样不敢怠慢，常常在不告知郝先生的情况下，单独宴请、款待他们，否则可能

会制造麻烦、拖延时间。官僚主义就是官僚主义，谁也不能彻底铲除它。

 

当时，公务员的薪水非常低，蔡先生的宴请就成了这些官僚难得的享乐时

间。除了喝酒、吃饭、唱歌，他们还让蔡先生带他们到北投的红灯区，每次都

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但我却不能告诉郝先生出面制止，只能假装不知道。就这

样，蔡先生每月的开支远远超过了预算，利润越来越少，最终，他们不得不停

止“合法”进口手表。

 

与此同时，政府下拨的用于进口派克钢笔的美元也越来越少。马先生和我把

一半的时间都用于参加中央信托局的竞标，但最初一年，我们连一份小合同都

没有得到。后来才发现，我们太天真了，要竞标成功，绝不能只按正规程序办

事，还必须多做一些其他工作，设法打听“内幕消息”，获得先机。

 

第一年年底，史德基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在台湾没有创造任何

利润，几乎入不付出。但他同时也强调，这一年我推销出去 3 万多块手表，香

港公司因此获得的利润（每块手表约 1 美元）部分应归功于我在台湾所做的努

力。除此之外，我为派克公司所做的工作，大批走私客在香港买我们的钢笔手

表，也使香港公司受益非浅，尽管所有佣金都汇入了香港的帐号。

 

他的信使我倍受鼓舞，我既没有浪费公司的时间，也不是一个旁观者。时至

今日，我始终没有忘记史德基先生，他是考虑周到的老板。妻子履昇经常和我

提起，1951 年 9 月 15 日我们从上海到香港后，史德基先生按克洛克先生的要求，付给我每月 1200 港币的薪水，相当于 240 美元，和我在上海的薪水一

样。这笔钱足够履昇和我在香港过上舒适的生活，更何况我还不必每天到石利

洛香港公司上班，需要时他会让人通知我过去。

 

三个月后，史德基先生派人来叫我去见他，我以为无非又是解答一些上海传

来的问题。但是当我到达那里时，史德基先生说，“我叫你来是想把一个月薪

水的支票交给你，”他解释，“我们有一个传统，每年年底，都会多发一个月

薪水做为奖金。”

 

当我把支票交给履昇时，她说，史德基先生如果想省下这 1200 元港币，其

实完全可以不提及此事。

 

 

* * *

 

当时，台湾银行的规定是，如果想得到一张 1000 美元的进口许可证，必须

存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新台币，然后申请一万美元的贷款。主要原因还是政府

外汇短缺，尚未制定任何经济规划。所有申请周一递交，周五发放许可证，银

行将根据本周的拔款总额，平均分配给各申请人，以此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比

例相等的进口许可证。当时，文具类包括钢笔、铅笔以及墨水，核准率为

10%。

 

此前，史德基先生曾交给我 4000 美元现金，作为公司启动资金，用于装修

及购买办公设备。我们租下的地方比较新，考虑到生意不多，决定暂不装修。

我在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彰化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存入了相当于 4000 美元的

新台币，然后申请一周 1 万美元的贷款。银行将拿着进口申请存款的收据，从

台湾银行得到 9000 美元的返还款，但一周的利息仍将按 1 万美元收取。他们

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得到 1 万美元的全额许可证，因此，周末我们开用于购买钢

笔的信用证时，其实只需要 1000 美元。

 

但我并不知道，如果我贷款 10 万美元，就可以得到一张 1 万美元的许可

证。之后，我可以把这 1 万美元分发给那些较大的文具销售商或零售商，并立

即把钢笔卖给他们，然后把他们日期签后的支票送到银行作为担保。那样，我

的生意将增加好几倍！

 

但石利洛香港公司还有很多更简单、更直接的赚钱方法。当我明白其中的道

理时，已经太晚了，由于其他可以从银行贷到钱的商人每周申请的数额越来越

大，核准率从 10%降到了 1%至 2%。最后，有几年我甚至无法为派克钢笔这样的“非必需品”申请到任何进口许可证，我的钢笔生意陷入了停滞。

 

 

* * *

 

我的助手马先生在中央信托局也有朋友，负责由美国资助的所有采购。当

时，美国每年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大约有 8000 多万美元，分发至各部门和

各商业公司，用于购买各种所需设备，发展经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 10

年，直到台湾站稳脚跟，有能力自己付款。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共有大约

500 家进出口公司，而我们就是其中一家正在寻找商机的公司之一。

 

马先生和我每天都要到市内购买成堆的由 CTC 发放的招标书，然后带回办公

室仔细筛选，看是否有适合石利洛洋行的项目。

 

我们俩都不懂商业或工程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经验，很难读懂买方招标

项目的复杂说明和规格。而且我们也清楚，石利洛经营的主要是大众化的生活

消费品，对这些专业知识也不是很了解。最后选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把握性比较

大的项目，然后分别寄给石利洛两家兴趣最大的分公司：纽约公司和汉堡公

司。从每份定单的数量看，都是很大的生意，但真正操作起来难度却非常之

大。

 

首先，我们与世界上很多生产或提供复杂设备、大型日用品的供应商，以

及可以大批量提供交通、通讯或电力系统所需工业原料或成品的公司，既没有

商业上的联系，也没有独家代理协议。

 

其次，我们逐渐发现，在投标正式宣布前，进口商或生产商都会千方百计地

与买方或他们的技术人员拉上关系，结果是只有这些“与买方关系友善”的人

才能获得定单。

 

不过，在以后三年，我的确中了几次标，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 CTC 突然宣布

需要从意大利进口大量的人造丝，必须在 8 个星期内交付。我们不仅要符合规

格要求，而且必须满足交付日期，否则分配美援资金期限将终止。

 

接近年关，时间非常紧迫。据我们了解，意大利只有一家名叫斯尼亚·维斯

考萨（Snia Viscosa）大型人造丝工厂，而招标书中所要求的品牌也正是斯尼

亚·维斯考萨。

 

意大利厂商对于要在这么短时间内交付如此大宗的人造丝肯定也很惊讶，更

何况，他们还收到了大量同样的定单。由于他们在台湾没有代理，于是决定给

予所有人同样的报价。至于从谁手中购买，决定权最终交给了吴火狮先生，他

是纺织品公会理事长，同时也是人造丝的最大用户。我和吴先生此前已经认识

并合作过交易。在运输一事确定后，我一大早就把信用证兑换成现金，立即交

给了吴先生，事实上，出口商一般都会把付款保留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之

后才兑换成现金交上来。吴先生非常高兴，给了我一份大约 3 万美元的定单，

并把期限尽量放宽，但也只有大约 8 个星期。

 

“知道吗，九皋，”一段时间后，吴先生笑着告诉我，“你们公司没有超过

交付期限，但他们送给我的是由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质量的另一种品牌人造

丝，厂家在最短时间内把牌子换成斯尼亚·维斯考萨，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可

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大宗定单使斯尼亚-维斯考萨供不应求。不过，”他补充

说道，“质量是一样的！”

 

吴先生后来创办了一家大型纺织、建筑、保险集团。他是个很热心的人，非

常乐于帮助象我这样初入商界的年轻人，不幸的是，他 60 岁刚过就因心脏病

发作去世。在他的儿子们的努力下，他创办的商业帝国新光集团规模正进一步

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