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九皋博士：徐匯

任九皋博士：徐匯

 

早年在徐匯中學讀書，有一位中文根底很深的汪老師，和學生非常親近。這位老師雖然健康，但是一介文弱書生的神態。人的神態是天主造出來的，往往與他們的個性有些相像。假使你是一位文人，通常比較清秀；假使你是武將，往往會像武夫，進而有大將之風。或者說，文人蒼白，武將可能紅面或黑面。前者有些文曲星的情態，後者視其程度而有武曲星狀，當然也有像周瑜一樣的小白臉。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樣的小白臉武將會豔福不淺，娶得美女如小喬做老婆。我們這位國文老師汪先生就是文縐縐，面目可親的文曲星下凡。

 

在上海解放的最初兩年，共產黨的政策是一切沒有改變，人民沒有一點壓力。我們也都留在上海，也沒有什麼《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大家相安無事。我和汪老師常用《中國文學》作為話題，大家感覺到共產黨所用的《新文學和新語言》是中國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混合體，是很《文氣》的。例如大街上的宣傳標語，《首惡必辦，脅從不論，立功受獎。》等寬大安民的告白，就很簡潔，有古文學的狀態。

 

時間過了兩年，舊時代的人們漸漸感覺到新時代的壓迫感了。這壓力是漸進的，一點一點感覺到不自在了。各地鎮壓反革命的聲浪響起來了，人們漸漸感覺到小資產階級不自在了。我設法流亡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一日在皇后大道上，看到汪老師也來了。正要上去歡迎他並敘舊，他一看到我，忽然滿面慌張，對這老學弟如見到鬼魂，快步逃走了。

 

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好久以後，我才想通了。想起來，這位汪先生到了香港，一定變得貧窮潦倒，存活在成千上萬的難民中間。在早年的調景嶺，接受英國人的微薄救濟，經常要為英國人敲石子舖路，日薪一元。因為他已年華老去，一口上海話，不像我們年青人，會適應廣東方言和風俗習慣。當時專為江浙人設立的江浙中學還沒有成立，他這國文老師無法找到吃飯糊口的工作。人窮志短，自悲自艾，身體想必變得瘦弱，並以幾何級數的速度，無奈地衰退了。

 

我寫這篇雜文，寫出我老師的悲劇，不能盡述其奧秘，而有言不達意之憾。這是大時代中的《悲慘世界》，與法國文學的《悲慘世界》描寫法國大革命，不知是否雷同或相類似。

 

時隔60年了，當年汪老師看到我，慌慌張張的情形猶如在眼前；而他在徐匯中學一階樓梯上的閒情逸致，笑論新舊文學相通之處時的神態也如在眼前。亂世中人是悲哀的，而文人更是悲慘。但是世事是輪替的，汪先生大概沒有等到改革開放，沒有看到鄧小平將軍遺留下來的改革開放。

 

備註：我徐匯老友顧江弟，請轉給陶班長、秀才、任家桂、潘嫂及其他碩果僅存的老友。如果你們還記得徐滙國文老師汪先生，這是他在香港的悲局。亂世老先生在香港的悲慘，可嘆也。我們今日尚能一同笑談往事，要感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