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九皋博士:苦酒滿杯

任九皋博士:苦酒滿杯

 

午夜夢回，想起我小時候是很苦的，而我本人最苦的時候也是我交大運開始的時候。所以說，我交大好運乃是在我十六歲時開始，正當中日戰爭打得火熱的時候。我被送到上海徐匯中學讀書，造就了今天的我，包括我的個性，正面苦樂和反面反抗，影響了我今後做人做事的模式。

 

我在學校裏讀書名列前茅，並曾做震旦大學學生會會長。大學時，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學生領袖，周旋於當年共產黨地下共青團同學與國民黨三青團同學之間，受到兩黨同學的擁戴。我做學生代表，領導不同黨的學生一起合作，充當他們之間的緩衝與橋梁。是他們比我們聰敏，還是我比他們聰敏，誰也不知道。

 

在上海解放後，一切水落石出，勝利的地下共產黨在我們大學裏的領袖對我仍很尊重。因為我家被掃地出門，我被要求交出我的私人物品。我校地下黨已貴為共青團文工團上海書記，他親自為我證明，說他可以保證我的政治思想沒問題，所以請來到我家的共青團領導放行，說明這些是「私人所有的狀態」，這是當時他的用語。

 

當時我犯了大錯，為了保護我畢業後工作的上海猶太洋行老闆的財物，繼續留在上海。如非我平時為人中和，未被同事們和當年工會工作人員們檢舉，恐怕無法以一線之差，逃至香港。又正好在共產黨開始第一次打擊舊知識分子的三反五反運動之前。到了香港，正好是發動第一次左的運動的前兩星期。所以「人和」在我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令我化險為夷。

 

但是事情要看正面和反面，人的命運更是如是。在我命運的反面即是我本人最痛苦的時期，而我痛苦的最高巔峰是在我13歲的一年。屈指算來，是1937年我剛到上海的第一年。以後我進了徐匯中學，就開始過團體生活，走進了我一生命運的正規。

 

想一想，我在最苦的一年才13歲，離開了從小照顧我的母親，到了另外一個親人，也就是我日後的義母任魏維拉夫人家，寄人籬下。義母雖然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恩人，她作主把我送去了耶穌會的名校徐匯中學，造就了今日的我。但我到底不是她的親生子女，她的子女像其他富家子女，會由一個奶媽帶着，一直到他們懂事和進入學校為止。我只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少年，母親不在身邊，我什麼都不懂。我第一年在上海一人過活，沒有人指導及照顧，生活一團糟。

 

舉一個例吧，我一年沒有洗澡，也沒有洗衣服。這事好像很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在當年家庭中的老習慣，父母愛子女，通常都會為子女做一切事。習慣了，也不教他們做。每天放學回家，就會燒水給兒子洗得乾乾淨淨，讓他舒舒服服的休息，之後可以輕鬆愉快地吃晚飯和做功課。所以兒子自己也不用操心洗澡，更不用說燒水了，何況小孩子不會自己燒水。就因為這樣，我一人單獨到了上海，雖然義母對我不錯，她自己叫人打熱水洗腳或洗澡，自己的孩子都有一個奶媽為他們做。但是沒有想到我，而我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做。再加上在宜興小城，一切落後，身上穿的內褲也就是夏天穿的短褲。在秋冬時候，用外褲加在夏天的卡其色短褲上。我只是十二三歲，沒有工人或大人照顧，自己也不會去安排換褲。就這樣，母親給我的小包裹，我也原封不動，沒有去打開它和換洗我的衣服，所以我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內沒有換洗衣服，也沒有洗過一次澡。

 

這就是我最苦的一年，一年中衣服鞋襪都沒有換。這是誰的錯？當然不是義母的錯，也不會是奶媽們的錯。奶媽各人愛各人的小孩，當時義母有一個小男孩和二個小女孩，三個奶媽有各人的責任，我不是他們的責任。

 

就是這樣，我度過了我十二三歲，我的一生最苦、最髒的一年。今年我已超過九十二歲了，回想小時候的事，並不感覺那是我的不幸。相反，還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一年。我脫離了戰禍，沒有在日本當年瘋狂的軍國主義鯨吞大象式，要佔領廣大的中國與世界人口最多，全民抗日的國民。沒有在日本人先進的武器和瘋狂的刺刀下喪生，而開始進入了當年英法人保護下的租界內，開始受良好教育，我是多麼幸運的一個人呀。

 

但是一個男孩子，母親和姐姐不在我身邊，又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孩子。我的父親三十左右就病死了，我是十十足足的孤兒，母親就是寡婦。母親姐姐和我是宜興小城裡的三個可憐人，我一個人走出來，到了上海，既是最幸福，又是最可憐的小孩子！

 

人生什麼是苦，什麼是幸運？既是苦，又是幸運，太複雜了！！！

 

九皋  2016.11.21